宁波帮实业家在长三角投资的近代业绩

乐承耀

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面积99698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城市。这个地域面积占全国的I%，但却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发展前景最好的城市经济区，令实业家瞩目。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更是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外国资本云集、民间资本雄厚，特别是上海近代以来的快速崛起，对于商机敏捷、精明活络的“宁波帮”实业家来说更是十分向往的。

属长江三角洲北翼城市的南京、扬州、无锡、苏州、南通等城市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古都南京是民国政府首都，在20世纪上半期，经济繁华，是许多实业家经营的重点地区。宁波商人也在那里创办实业。比如，1917年，祖籍宁波的李宗标，在南京开设李顺昌服店内的师傅大多是宁波的红帮裁缝，由师傅的手艺高，服装质量好，软、牢、挺、美，誉满南京，当时不少官员都是这家服装店的老主顾。除了李顺昌服装店外，据1948年“旅京甬商调查表”记述，当时南京由宁波人开办的呢绒服装店多达67家。在南京“呢绒服装商业同业公会”170多家商户中，宁波籍的商户占51家；该会第二届理事、监事共17人，宁波人就有12人。

南京也有宁波商人开设的工厂。鄞县人应兴华于1927年在上海创仁昌营造厂，1933年在南京开设分厂。定海人陈昌平1943年春在南京创办和兴兴记机器厂，并建筑船坞。后投资南京大丰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

镇海人戴耕莘在上海创办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金鼠、三旗、美丽牌卷烟。1934年后，在南京设立分公司和代销处刘鸿生的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在南京设门市销售。鲍国昌的信谊药厂在南京设立办事处，还经营橡胶、玻璃、印刷等业务。谢蘅窗的老永昌煤号、裕昌煤号在南京有分号。

南京还有宁波人经营的商贸业。五洲药房在南京有分号，经销百龄汁等补品。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在南京开办分店，销售艾罗补脑汁、龙虎人丹、艾罗疗肺药、精神丸、日光丸、月光丸。孙梅堂于南京设亨达利店，经营钟表。

在南京，有宁波实业家经营的金融业1933年4月，由孙衡甫、俞佐庭等发起建立的四明保险公司在南京设立分公司。方家、李家、董家也在南京经营钱庄，宁波商人孙敏豪、张韵楼、裘梓乡、陆焕章等人经营银号。四明银行在南京设分行。1902年南京成立四明公所。

1935年创建南京咛波旅京同乡会。

苏州在明清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宁波商人早就在那里创办实业，除了孙春阳的南北货以外还有不少企业。

比如，镇海商人胡引之“少贫以贾起家，身居吴门而贸迁，列肆半天下。”

慈溪商人董杏芳在苏州也经营药材等实业，经商枳累资金几十万。尤其在近代，有不少“宁波帮”实业家投资办企业。“宁波帮”创办的民信业中最著名的是镇海商人郑景丰在苏州盛泽镇开设的全盛信局，创办于19世纪中叶，专递苏州、嘉兴来往信件。没过几年，业务就遍及全国，“由是而姑苏，而宁绍，由是而长江，由是而京都、天津、闽广，天下之人，无不知全盛，天下之人无不信全盛，全盛之名震天下”。资料显示，有许多宁波商人在苏州开办企业。光绪二十三年（1807），叶澄衷在苏州创办燮昌火柴厂苏州分厂。刘鸿生于1925年收购了即将倒闭的燮昌火柴厂及其苏州分厂，投资12万元在苏州独资开办鸿生火柴厂，并开办同和义号煤炭行。1906年，镇海人蒉梅贤独资在苏州创办生生电灯公司，为苏州首家电气企业。1926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50万元；同年赢利10万元。1928年赢利增至12.4万元。宁波人周宗良开设的谦和靛油号在苏州也有分号。余姚人蒋泉茂在苏州拥有房地产。

20世纪初的苏州街头

镇海商人刘正康20世纪初在苏州经商.曾担任苏州木业公会理事，并筹建苏福（苏州至光福）长途汽乍公司，创建苏州国货公司，支持创办华盛造纸厂。1925年，严裕棠、严庆祥父子在苏州创办苏纶纱厂，采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守则，让管理人员布职有权，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使该厂发展很快创办时只有2万枚纱锭、1000余台布机，到30年代发展到10余万枚纱锭、2000余台布机。

从资料看，苏州的药业和服装业也有宁波人经营。慈溪童氏在苏州开有童葆春药铺“同乡沐氏，在苏州闾门外桥堍经营药铺，以泰山图为商标。由于沐氏经营有术，经几代人的努力，业务很兴旺，在苏州有一定名气。最早到苏州做裁缝的是宁波人李来义，光绪年间他开办了“李顺昌”西服店，后其子李春荣也开李春记西服店，经过父子两代努力，在当地有一定影响。1947年苏州有95家西服店，大多是宁波红帮裁缝当店主。宁波商帮几乎在苏州独占了煤炭行。他们在那里设立坤震公所，在1909年的一块碑文中明确写着：“惟吾业煤炭，皆系籍隶字、绍，在苏开张者多。”苏州所属的昆山，其工商业者“宁波帮居多”，镇海籍的绸缎商李庆钊曾担任昆新商务分会总理。

在苏州也有宁波人经营的金融业。比如，中国王一保险公司在苏州有分公司，经营水险、火险、汽车险和邮企险。中国企业银行于1933年在苏州设立分行。1942年由秦润卿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瓷业银行在苏州也有分行。四明银行苏州支行于1937年6月正式营业，地址在观前街，经理程干卿。1947年3月各项存款为5亿元法币，各项放款为2亿元，全属商业放款。宁波实业银行于1934年在苏州设立分行，经理先后为吴泳岳、潘吟孙。该行设立的目的主要为吸收存款，为此其利率略高于一般行庄，并以存储金额之多寡赠送电风扇、小孩绸伞以为号召，所收资金全部供给上海总行使用。上海的天一保险公司以及中央储蓄会在苏州也有分支机构。

宁波商人在无锡也有不少企业。1920年宁波人陆维康、陶秉钧、邵尔康在无锡开办长丰面粉公司二厂。谢葡窗的上海裕昌、老永昌煤号在无锡设有分号。鄞县人搂道魁在无锡承建不少丝厂、纱厂。郑良裕的公茂船厂在无锡经营内河运输业务。

“宁波帮”实业家还去扬州、镇江创办实业。比如，叶澄衷在镇江设南顺记洋货号分号，专营美孚火油，兼营其他洋货及五金。宁波商人王时新在镇江创设贻成面粉股份公司，资本100万元，自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15年，定海人王光祖等在镇江创办了亨得利钟表商店。宁波商人高麟如创办的温州裕大南北货行在镇江也有办事机构。1920年刘鸿生投资40万在镇江创办镇江荧昌火柴厂，还设镇江码头，推销煤炭。1924年，慈溪商人阮雄扬在扬州开办康元制罐公司扬州厂，生产酱菜。以鄞县人乐振葆为董事长、刘鸿生为总经理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兼并扬州耀扬火柴厂后，积极发展火柴生产。项松茂的五洲药房在扬州设有支店。奉化人李宗标、李增坤兄弟在扬州开办了李顺昌西服号。扬州仙女庙是晚清以后长江下游地区粮食交易市场，宁波粮商就在那里参与交易，并在仙女庙建安澜会馆和安澜公所。在扬州、镇江，宁波实业家还经营金融业比如，方家的安康钱庄创办于1870年，在扬州、镇江就有不少业务。

在南通、常州、泰州也有不少宁波企业。南通土布业发展迅速，尤其在光绪卜年（1884）以后出现各种采用“洋经本纬”织成的新牌号土布各种大尺布，销路卜分看好。宁波商人为此通过南通土布掮客代为收购土布，庄客收足货物后，随时对号装船，运往北方营口等地。在南通土布销路最旺盛时候，有30多艘沙船从事货运业务，其中宁波商人所经营的沙船就有15艘，占50%。林举百的《近代南通土布史》就认为其他从事土布运输业的“沙船商都是散帮，无力与‘宁波帮’相抗衡”。颜料巨商周宗良在南通设立谦信靛油号分号，专门经营谦信公司靛青业务。

鸿生火柴公司的火花

蒉延芳在南通投资创办大生纱厂。1930年，定海商人王启宇在南通创办达记织布厂，有布机200台，生产坯布。在泰州也有“宁波帮”实业家所经营的企业。比如，1931年，孙蘅甫投资40万在泰州创办泰来元记面粉厂。原籍宁波的严庆祥在20世纪30年代参与投资和经营常州民F纱厂。镇海商人创办的戴生昌轮船公司开通苏州到常州、无锡到常州的内河航线。

杭嘉湖平原位于钱塘江——杭州湾以北.太湖以南，属长三角南部，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代以来，“宁波帮”实业家在杭嘉湖地区投资设厂，创办近代企业，其首要目标是杭州。(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在杭州就有很多宁波商人。《浙江潮》说：“杭州、温州，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1909年镇海商人金润痒就在杭州开办华通杭州分公司。20年代，陈万运、沈九成的“三九实业社”进军杭州。他们不仅在杭州设立“三友”分发行所.推销“三角牌”毛巾，而且扩资、扩产。为保证棉织品原料供应，陈万运、沈九成于1929年用36.2万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包括鼎新布厂），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这个工厂有纱锭20360枚，织布机285台，厂房数百间。

20世纪初苏州城外的运河

接着，又投资160万元用作基本建设和更新设备，使该厂成为集纺织、印染、漂整的联合工厂，成为我国第一家从棉花进厂到毛巾出厂的全能型棉纺织厂，日产毛巾3000打、被单700条、布匹500匹，每天的产值达万余元。到1931年，资本达200万元，有职工6000多人，年赢利32.1万元，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产品之多，营业之盛，贡献之巨，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竺梅先、金润痒也创建华丰造纸厂。当时，杭州武林造纸厂因拖欠当地电灯厂巨款，由浙江省建设厅招标拍卖。竺梅先、金润庠商量后决定标买该厂。恰好苏州大华造纸厂厂主叶荫三也竞争投标，于是采取两标合一，共同购买，改组为华丰造纸厂，投资50万元，其中竺梅先占16%，金润庠6%，叶荫三20%，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竺梅先为经理、金润庠为协理。华丰厂于1931年秋投入生产，日产黄纸版26吨。1931年，周宗良以50万的资金在杭州投资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孙梅堂在杭州设惠林登钟表行。1934年刘鸿生也在杭州创办光华火柴厂，生产火柴。不少宁波实业家还投资化工行业。同治元年（1862），宁波人孔传之、孔传洪、孔传福，在杭州清河坊创办孔凤春香粉店，专营化妆品。以后业务不断拓展，资本逐渐增多，又在杭州官巷口购得店屋，业务中心移到官巷口。不久还设立工厂，主要产品有雪花膏、莲花露、花露水、生鬓油等。1943年宁波人吴常仁等在杭州开办东南化工总厂。吴常仁占总资本70%，并担任经理。一年后，吴常仁独立经营，并邀杭州烟业界张文汉、沈桂荪等人人股。1944年又在弼教坊开设发行所和门市部，业务发展很快，生产各类肥皂，在杭州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宁波商人药材业在杭州也有一席之地，嘉庆年间（1795—1820），慈溪人张梅、叶谱山，在杭州创办了张同泰国药号和叶种德堂。叶种德堂在杭州有很大的影响。由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创办，是杭州自制丸、散、膏、丹，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中药店。前店后场，占地7亩之多，到光绪年间，叶种德堂的业务卜分兴盛，位居杭州国药老店的首位。民国期间.由于资金不足，叶种德堂才逐步衰落。项松茂的五洲企业集团在杭州设有分号，并对杭州同春药房投资附股合作经营。

民国期间，宁波商人还在杭州开设南货店，经营南北货。比如，万隆腌腊商店，经营咸鲞，兼营火腿，以自制腌肉出名。镇海的方氏家族在杭州开设方怡和南北杂货号，该店专营门市，尤其以宁波土特产供应最为著名，诸如泥螺、开洋、咸鲞、苔菜等。蜜饯品以九制橄榄、金桔脯、桂花玉梅、广东梅、青口梅最为著名。由于这家南货店的质量与良好的信誉，成为杭州南北货业的魁首。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夕，是方怡和的全盛时期，资金达30万银元，年营业额在40万银元以上。董耕莘、楼道魁、叶筱兰都在杭州经营实业。

“宁波帮”实业家在杭州也参与金融业的创建。比如，杭州钱业公会就由宁波商人发起创办的。仅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就开有慎裕、豫和、庚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祟源、仑源、望源、聚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钱庄。其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在杭州开设阜生、阜源等钱庄；方介堂家族钱庄的业务也在杭州扩展，其老方在杭州开设钱庄2家，新方开设1家；叶氏家族在杭州独资开设和庆、元大钱庄2家。1909年，浙江银行在杭州创办，朱葆三为创办人之一，任驻行董事。辛亥革命后，该行改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朱葆三一度任总经理，秦润卿、王伯元创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在杭州也有分公司。四明银行在杭州设有支行。

嘉兴、湖州、绍兴也是“宁波帮”实业家经营的地方。嘉兴禾丰造纸厂原由常熟人周盛亮和嘉兴人诸铺成于1925年创办，由于连年亏损，到1929年由竺梅先收购，创设民丰造纸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50万元，其中竺梅先占25%，金润庠占12%，竺、金分任经理与协理。次年2月建成投产，日产黄纸版24吨，方润斋在开埠后开设方振记商号，专门做外贸生意，他到湖州收购“辑里湖丝”，到绍兴收购“平水绿茶”出口外国。鄞县人楼道魁自19H年至1922年也先后承建湖州商人创办的久成第一、二、三厂的全部工程。

宁波人张和松在德清新市镇开设张一品羊肉店，专门以烹调羊肉而出名。张和松去世以后，其子张永源继续经营，业务不断得到发展，其精选吴兴出产的肉用湖羊，原料高档、烹饪讲究、味道可口”备受顾客赞誉。同时又创造了自己的名品——酱羊饺。至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上海、临平、武康、城栖等地开设分店，并且生产酱羊肉听装罐头，远销北京、天津、广东、广西，直至香港、澳门、新加坡。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宁波商人经营长兴煤矿。长兴煤矿位于长兴县张涧乡，光绪末开采。长矿新公司时期（1912—1923），宁波商人开始经营，董事长为宁波人刘长荫，天主教徒，在上海法商立兴洋行当买办20余年。他与刘万春出资100万两纹银，合股组成新公司。另外，不少汉、沪、甬的宁波绅商投资参股，主要是宁波商人。诸如虞洽卿、朱志尧、朱葆三都为重要的投资者，其中朱葆三投资长兴煤矿达220万元。1924年到1928年停办，1932年到1937年10月长矿公司继续开办，为宁益银团垫款代办时期。当时，由宁波人孙衡甫主持的宁益银团与长矿公司董事长刘万春达成协议。宁益银团垫款100万，除利息照算外，允许矿煤出井每吨由公司给予银团三角作为特定利益；矿场行政权完全由垫款人银团支配；银团在上海设立长矿驻沪办事处，每月开支由公司负责；垫款代办合同期五足年，满期再行商议。双方订立契约后，银团即代公司向南京“建委会”先缴还所投资金50万元，余款50万元以后按月解付。1937年2月，宁益银团在上海设立长矿驻沪办事处，由孙蘅甫任总经理。与此同时，孙氏把大批私人安插到矿内。长兴煤矿在孙蘅甫的宁益集团代办时期每天产煤400吨，远销杭州、湖州、宜兴、无锡、苏州、常州等地。

不少宁波商人在绍兴、舟山也有经营活动。镇海商人郑熙就“持资”到绍兴。他很能干，又勤经营，“屡获信息”，“越中贤豪长者，咸乐与订交”。方慎斋也经常“到绍兴嵊县收买绿茶（平水茶）”，将茶叶卖与百利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此外，方家还在绍兴从事南货、药材、绸缎等业。俞佐庭1922年在绍兴投资大明电灯公司。

道光末年.慈溪鸣鹤人张逸舟与绍兴富户朱、叶、赵等人合资在绍兴开设升大药材号，张逸舟兼经理。以经营药材为主，又兼营烟叶、白矶、矶红、靛青、广胶、银朱、土纸等。张逸舟去世后，升大股东推赵云标为经理.业务兴隆，信誉遍及豫、鄂、川。

宁波商人在宁波创办的“全盛源记电信局”在绍兴设有分局。绍兴的金融业也有宁波商人经营。如四明银行在绍兴设有支行。

还有不少宁波商人到舟山经商。早在乾隆年间.镇海郑氏十七房的郑天治到岱山经营鱼盐业。嘉庆初，其长子郑开芳随父到岱山，“秉承父训.筹屡中，业日起。”由于经营得当，“岱山暨同业者重公行.咸推为领袖。”

至近代，有更多的宁波商人在舟山投资创办企业，朱葆三、刘鸿生、厉树雄都在家乡有所投资。不少宁波商人经营的小轮船也来往于宁波到定海、岱山之间。《中外日报》曾报道：“宁郡甬江北商轮局向有海门小轮一艘，专往来海门、石浦、舟山，凡搭客装货生意较他船略盛。”“甬江北现有某商招投，新设甬定小轮局一所，购置江宁小轮一艘.专往来甬镇、象山、定海等处，搭客装货。”虞洽卿三北轮埠公司的慈北轮也行驶于上海、镇海、舟山之间，同时在舟山、沈家门设有三北轮埠公司分公司。方家的钱庄与嘉兴、湖州、绍兴等地钱庄有业务往来。

富于经商传统的“宁波帮”实业家，深深认识到近代上海崛起的地位和作用，抓住上海开埠发展的机遇，抢滩大上海.先在沙船、商业，后在金融、工业、交通、房地产、医药以至文化教育等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面在左右近代上海经济的贸易、航运、金融更是独占鳌头。

宁波人在上海从事金融业，先是钱庄，后是银行，在上海有很大的影响。上海开埠前，宁波商人已经开设钱庄，以经营粮行和丝绸发家的镇海方介堂家族已经在南京设立履和钱庄（后改安康钱庄）。上海开埠后，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跻身钱庄业的发展。当时上海形成九大钱庄集团，宁波人占6家，即镇海方家（方介堂）、李家（李也亭）、叶家（叶澄衷）、宁波秦家（秦君安）、慈溪董家（董棣林），还有湖州许家（许春荣原籍宁波镇海）。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上海国内外贸易的频繁进行，九八规元虚银本位制的确立和北市钱业会馆设立，上海钱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宁波商人所经营的钱庄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批钱业的领导人物。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南北市有钱庄82家，其中宁波籍实业家22家，占26%，宁波商人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袁联消、李墨君等人成为上海钱业中领袖。到1912年，上海钱庄有28家，资本110万两，其中浙江商帮经理的20家，资本87.8万两，而属宁波籍的有安康、安裕、元春、源升、承裕、兆丰、庚裕、豫源、鸿胜、鸿祥10家，资本40.8万两；顺康钱庄由慈溪人李寿山与吴兴人朱五楼合资经营，资本为4万两。因此，属宁波籍商人经营的资本为42.8万两，占浙江商人的50%以上，约占上海钱庄的38%。同时，还涌现了秦润卿等钱业领袖。到了1932年，上海南北两市划汇钱庄72家，宁波商人投资经理的占17家。

近代宁波商人除投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外，还投资其他银行。据统计，到1927年底，上海实存华资银行31家，这里不包括外埠银行在上海的分行与支行，也不包括中外合资银行。而宁波商人在这一时期就创设和投资惇叙银行、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国棉业银行、上海百货商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上宝农工银行、宁波劝业银行、民通银行、百汇银行等11所。全国资本集中于上海，上海资本以金融为最，而金融资本又以宁波商人居其先。在业务上有关宁波籍银行的存、放款总额分别占46.2%和47.4%。由此可见，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金融业的地位。

此外，宁波商人还投资其他行业，诸如保险业及近代工矿企业等。据《上海的宁波人》统计，从开埠至1937年，沪地仅宁波商人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创办各业重要工业企业101家，参与投资创办的驰名商号28家。可以说是激活了上海的近现代经济。与此同时，涌现出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周宗良、刘鸿生、孙籥甫、俞佐庭、蒉延芳、方液仙、项松茂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李城在《宁波人在上海经济领域开拓企业的历程》一文中说过：“20世纪二三卜年代是旅沪宁波人势力极盛之时，他们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基础，充分发挥其擅长经商的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上海金融、航运等行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有人统计的上海工商界名人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53人，占1/4，宁波人在上海的‘王者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础的商人集团——'宁波帮’发展成熟，并驰誉海内外。”

南京路是上海的中心，也是全国闻名的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建于1865年，到20世纪3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车辆如梭，行人如潮，灯红酒绿，一片繁华景象。但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繁华的“中华商业第一街”中竟有1/3的商号由宁波商人撑着门面。从外滩到虞洽卿路（今上海市西藏路）除去四大公司外，中国人开办的大大小小商号约150家，其中将近50家是宁波人所开或发起组织的，涉及20多个行业，吃、穿、玩、用、住样样都有。

（本文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