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宁波帮兴起与历史传承

徐祖光

在古代，北京是长城边上幽燕之地。自辽代在幽州建立“南京”以来，北京已经历辽、金、元、明、清及民初六朝，至今已851年，为六朝古都。由于当时辽、金与宋朝南北对峙，大量北方人逃往南方，所以当时的北京相当萧条，因而也没有什么南方人移居北京。北京开始有南方人是在元朝统一全国建立元大都以后的事。那时南北通商，40年后又开科取土，所以南方人开始进入北京。但元朝仅存在88年，开科取土又在延祐年间，而且录取的汉人很少，其中南方人就更少了。从元史中能查到在京做官的宁波人只有两名：一位是编纂《延祐四明志》而闻名的袁楠（1266—1327），他当过国史院编修、侍讲学士，在朝20余年；另一位是程端学，他是元泰定元年（1324）进土，当过太常博士，著有《春秋本义》，后卒于京。以上情况说明，元朝的北京已出现宁波人的身影，但其作用和影响极为有限。

北京“宁波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明朝从朱元璋称帝的洪武元年（1368）算起，到崇祯十六年（1644）止，经历17个皇帝共276年。开国时朱元璋定都南京，35年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通过移民、迁都、科举等手段使北京迅速发展起来，也使宁波人大量涌入北京。

1.移民。朱棣通过战争将侄子建文帝赶下台，秘密处死，并于公元1403年称帝，改纪元为永乐元年。由于他原是分封在北京的燕王，在北方势力较大，所以处心竭虑地想迁都北京。为了迎合他，在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称：“北平都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朱棣听到后，正中下怀，立即照准。从此改北平为北京，并于八月下令迁南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九郡富民赴北京。由此浙江九郡之一的宁波富民也就成批地迁到北京，这是北京“宁波人”兴起的开端。

在当时众多宁波移民富户中，有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成为宁波移民的杰出代表，他就是后来编纂《宁波府简要志》的黄润玉。黄涧玉生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乐元年（1403）年仅13岁主动要求代父移民。他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成为《明史》里大书特书的人物。他在德胜外（现今土城路）一带与其他移民一起，在家人帮助下盖宅院、置田地，并发奋读书。乡试经魁（第一），会试授建昌府学训导，后出按湖广，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七朝，活了88岁，卒于成化十五年（1479）。

2.迁都。朱棣于永乐元年决定迁都后，征调南北工匠数十万人在北京建皇宫、修城墙，最后在永乐十八年（1420）将南京的中央机构迁到北京，九月将原京师改为南京，北京改为京师，设六部，并诏告天下。

迁都又是一次大移民。朱元璋多年转战于苏、浙、皖一带，武将多为安徽同乡，但谋士及官吏却多为江浙人士。他定都南京时，为了繁荣京都，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徙天下富户人居南京。朱棣当上皇帝也学乃父，除将中央政府与大小官员迁到北京外，也将江南富户及百工迁到北京为他们服务。于是一时间北京官盖加云，百业兴旺。宁波的传统行业中医中药业与成衣业也于此时打入北京，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药铺的老乐家。根据同仁堂乐氏宗谱，乐氏祖籍是宁波府慈水镇。宁波乐家26世祖乐良才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际自宁波迁到北京，乐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从此定居北京成为北京乐氏的始祖。

其实，宁波中医中药业打入北京的人很多，因而在明代就出现了垄断北京医药行业的“鄞县会馆”。过去“鄞县会馆”所在地郭家井2号院内立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鄞县会馆碑》，内称：“吾鄞县会馆创自前明，久经颓废。国初时，吾乡大理寺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另一块在民国十三年（1924）由旅京宁波同乡会立的《四明会馆碑记》中有：“有旧名鄞县会馆者，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这些都说明了明代宁波商帮在北京的实力。

3.科举。自永乐十三年（1415）将三年一次的春闱从南京迁到北京后，热衷于科举的全国举子也纷纷赶赴北京，希望“龙门一跃”，从此成为达官贵人。由于赶考举子众多，很多人又住不起旅店，于是公益性的地方会馆——试馆就应运而生。自古宁波就文风鼎盛，书院多，读书人多，所以赶考的举子也多，因而宁波的试馆在北京出现也较早。有资料可查的是明嘉靖（1522—1566）年间北京即有试馆，离贡院较近的小甜水井胡同就出现了镇海会馆和慈溪会馆。明代宁波共有进士977名，其中之鼎甲及会元23名。《明史·人物志》中检出迁都北京后在朝为官的有41人，其中宰相级3名、尚书级9名，其他多为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或御史。试馆成了宁波文人敦叙乡谊并进行学术交流的地方。

在明代，通过移民、经商、做官，北京“宁波人”不断壮大，建立了试馆和行业性会馆，有了敦叙乡谊和互相帮助的组织，他们在北京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于北京在明代的特殊地位，因而促使“宁波人”在北京的兴起，并使北京“宁波人”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宁波帮”。

清代自1644年顺治入关开始共历十帝，最后到1911年宣统逊位止共267年。由于明代“宁波人”已在北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随着清代出现的康乾盛世，北京“宁波人”也发展到鼎盛时期。

1.北京“宁波人”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清政府在建国之初，对汉人实行的是高压政策，但还是不断发生反清复明的斗争。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开始实行怀柔政策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越来越稳定，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也就是史书所记的康乾盛世和乾嘉盛世。当时北京市肆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涨，这给宁波人的优势行业成衣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因为人民生活四大需求——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宁波的成衣业早在明代就已打入北京，到了清初就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根据资料，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建立了宁波人为主的成衣会馆“浙慈馆”。该馆原址位于现今北京的金色池小区，馆里立有乾隆三十七年《财神庙成衣行题名碑》、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财神庙碑》和光绪三十一年《财神庙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绪碑的记述最为详尽，内称：“在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余浙江慈溪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名浙慈馆，专旧成衣行祀神会馆。”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当时成衣行皆余浙江慈溪人氏”，这说明清代北京的裁缝店都是宁波的慈溪裁缝开的。2.“专旧成衣行祀神会馆”，这说明慈溪裁缝在清代北京的行业垄断性。3.“建造殿宇、戏楼、配房”，这说明浙慈会馆规模宏大。据笔者实地考察共有三进院。过去很多附近的小会馆也都商借“浙慈馆”进行祭祀酬神活动。4.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6）宁波的慈溪裁缝还能集巨资重修浙慈馆，使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可见时至清末，宁波裁缝仍具有巨大的实力，对人们的衣着起着重要作用。清人笔记中有段描写北京名裁缝的故事，说他们量体裁衣，俯仰无不得体。不论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还是躬腰驼背的残疾人，只要穿他们做的衣服，前后摆都能长短合体。

另一宁波优势行业就是中医中药业。古时中医与中药的关系密不可分。郎中行医，随身背着药箱，而药铺也有中医坐堂门诊。早在明代，宁波的中医中药业已在北京建立了行业性垄断会馆鄞县会馆；到清代，宁波的中医中药业更是名震京师。有多位名医均为宁波人，有名的药铺也为宁波人所开，并成为御药房的供奉。

北京乐家四世祖乐遵育在清初当上了太医院的医官，其子乐梧冈（1661—1742）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借势在大栅栏创办了“同仁堂”药铺，雍正元年（1723）开始供奉御药房，从此声誉日增。其实在清代与同仁堂齐名的宁波药铺还有很多，它们都有祖传秘方，各有所长。如“育宁堂”也开在大栅栏，也是御药房供奉。直到道光时，因帝名“曼宁”，育宁堂的“宁”字犯了帝讳，从而停了它的供奉资格。

清代北京的药铺

清代北京的绒线店

育宁堂有名的“清宁丸”也因避讳而改称“清麟丸”。除了上述两家老字号外，“乾元堂”，“千芝堂”、“西鹤年堂”等名店也都是宁波人所开。其中“西鹤年堂”创办于明嘉靖年间，“千芝堂”创办于明万历年间，它们比“同仁堂”的历史更为久远。它们都有自己的传统名药，在京悬壶济世，治人无数。这些铺东每年春秋两季都到“勤县会馆”祭祀，并共叙乡谊，共商生意；平日还从事慈善事业，施药济贫，安葬贫苦同乡。清道光年间的宁波名医刘永泉的事迹还被编入了《北京工商史话》，书中称“刘永泉身受祖传医术，精通药物。于道光年间受聘于京师久负盛名的育宁堂药铺。”书中还称：刘永泉来京后，协助育宁堂经营业务并成为“勤县会馆”主持人之一。他在京行医颇负盛名，后经举荐成为清太医院的御医。因为刘永泉品端术精，当时的同仁堂铺东岳印川还想把刘永泉从育宁堂挖过去，因刘水泉不愿有负于育宁堂而婉却之。后同仁堂用联姻办法将刘的儿子刘辅庭弄到同仁堂襄理业务.刘辅庭也因才高业精而深受乐家器重。

后来刘辅庭也成为清太医院的御医。

2.宁波会馆的纽带作用。清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笼络汉人、发展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开科取士，让全国举子不断涌向北京，因而在明代兴起的试馆至清代达到鼎盛时期。在清代，宁波的会馆最多时曾达13处。到清末光绪年间出版的《详细帝京舆图》上还列出9个宁波会馆，它们是：宁波会馆（府馆）、薛家湾鄞县会馆、盆儿胡同鄞县会馆、余姚会馆、镇海会馆、小甜水井慈溪会馆、中兵马街慈溪会馆、东小市浙慈会馆和郭家井四明会馆。会馆的多寡视需要及地方实力而定。如鄞县和慈溪赶考的举子多，一处不够就在别处再建一个，所以出现一县多馆的现象。在试馆里赶考的举子可以共同切磋文章、交流经验，还可以互相照顾，增进乡谊，形成利害与共的同乡团体。会馆还是一个福利团体，对贫困同乡还可赞助生活费和回乡路费等，所以有很强的凝聚力。浙慈会馆和四明会馆则是由宁波商人垄断的两个行业会馆，除了敦叙乡谊、加强互助夕卜，还在一起商讨有关业务；人会得有必要的资格并遵守行帮行规。这些会馆加强了宁波中医药业和成衣业在北京的地位。总之北京的宁波会馆起了团结同乡、增加乡情乡谊的作用，并成为北京宁波人与宁波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清代北京的钱庄

3.宁波知识分子在清政府中的作用。清朝立国之初就深知光靠八旗武装统治不了广大国土，治国还得依靠汉族官员和地主阶层，于是采取怀柔政策，提出“满汉一家”口号。一边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一边大开科举之门，大量录用汉人当官。从顺治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止，宁波共有进士298名，其中三鼎甲及会元共有10名。除各级地方官员外，在朝为官政绩卓著者有以下几名：

清代北京的烟铺

一、陈紫芝，郭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当御史力持风纪，敢于弹劾康熙亲信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朋党湖广巡抚张况。后任大理寺卿，善断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予以平反。

二、沈港，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充军机章京，升监察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首疏谏阻修葺圆明园。

三、张家骧（约1825—1884），鄞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先编修后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为工部右侍郎。

在朝学术成就显著者有以下几名：

一、姜宸英（1628-1699），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参与纂修《明史》，分撰《刑法志》，极言明代诏狱、廷杖、立枷及东、西厂卫之害。著有《湛园集》、《苇间诗集》等。

二、万斯同（1638-1702），鄞县人，师事黄宗羲，被迎入京，参与纂修《明史》，他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著有《历代史表》、《儒林宗派》等。(www.xing528.com)

三、黄百家（1643—1709），余姚人，黄宗羲之子.国子监生，传宗羲学，康熙中人明史馆，成史数种，并著有《勾股矩测解原》二卷。

一九九五年修复的北京浙江银钱业会馆正乙祠戏楼

四、万经（1659—1741），鄞县人，万斯大之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编修，续修万家多部史学、经学著作，如《尚书说》、《明史举要》等。

五、卢文弨（1717—1795），余姚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家有藏书数万卷，校书210余种，著有《群书拾补》、《抱经堂文集》、《读史札记》等。

六、邵晋涵（1743—1796），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土，人四库馆任编纂，授编修，后擢侍讲学士，补《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另著有《孟子述义》、《谷粱正义》，《皇朝大臣谥迹考》，《方舆金石编目》、《南江诗文稿》等。

这些在京者，往往又是宁波各会馆的主事，以利号召和团结在京同乡。直至北京解放，北京慈溪会馆的门洞里还悬挂着姜宸英探花及第等匾牌，以示会馆的荣耀。

北京“宁波人”走向衰落，一是因清末的洋务运动及社会动乱；二是因民国时期首都南迁。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土人不用再到北京赶考。当时新学高中毕业即可取得举人资格，大学毕业就相当于中了进士，政府可以择优录用，读书人也可根据所学专长从事各种事业。由此，试馆的作用也就宣告结束，演变成民间联络乡情和同乡互助的同乡会馆。此外，由于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北京的工商业也举步维艰，只能勉强维持局面。

民国初期，由于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北京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北京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由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达官贵人纷纷南迁，一时深宅大院人去楼空，市面更加萧条。达官贵人一少，成衣业就不景气。由慈溪裁缝垄断的浙慈会饰慢慢地变成了北京成衣会馆、北京成衣业公会，从此不再成为慈溪裁缝的一统天下。另外随着西医西药业的兴起，中医中药业也蒙受巨大打击。1924年，曾经辉煌数百年的由宁波中医中药业垄断的“鄞县会馆”改名“四明会馆”，并成为宁波各县的公产，也即成为“宁波会馆”的附产，专供在京宁波籍人士逝世后停柩及埋葬客死北京而无力举榇回乡的义地。

由于民国时期在京宁波人的减少，宁波会馆的数量也由清代全盛时期的13处锐减为4处，即宁波会馆、鄞县会馆、慈溪会馆和镇海会馆。不过这一时期的宁波会馆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即全部集中到王府井旁边的小甜水井胡同，形成宁波会馆一条街。原来在明代，宁波的试馆就建在小甜水井胡同，因为那里离建国门内的贡院较近，举子赶考方便。后来清兵入关，将内城作为官府和旗人居住区，将商业和会馆全部迁到外城，结果造成外城的空前繁荣。清末，内城开禁，北京“宁波人”就打回“老根据地”，大力收购小甜水井胡同的各个院落，于是小甜水井的宅院基本被宁波各会馆收购，形成小甜水井胡同独特的现象。但宁波各会馆集中到小甜水井胡同的主要原因，还是会馆的成分已由清代的士子为主演变成宁波商帮为主。王府井在民初已形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宁波商人纷纷在王府井开店营业，因此宁波人居住的会馆选择在王府井旁边的小甜水井胡同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北京“宁波人”由士子转为商人，从而会馆的主事也由官员转为商人。所以民国时期北京的宁波各会馆，权力已由官员转入商帮手中。

民国时期北京“宁波人”的另一亮点就是红帮裁缝异军突起。北京的西服业是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兴起的。根据历史资料，早在清同治十年（1871），当时就有宁波红帮裁缝汪天泰，随同西人由上海到北京从事西服业，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北京红帮裁缝第一人。随后又有周天泰、顾同泰等西服庄相继到北京开业。当时工人全是从上海带来的宁波师傅。北洋时期宁波红帮裁缝在北京开业的已达数十家之多，大都集中在华洋杂处的王府井和崇文门内。因那时天安门、前门以东，东长安街以南、崇内大街以西均属东交民巷使馆区，洋人多。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也多位于王府井北边，西化的知识分子多；另外，外交部等机构也在王府井东边的外交部街。当时北洋的官员也学日本官员时兴燕尾服。由于洋人、官员、知识分子、大商人时兴西服，因而红帮裁缝大行其道，造成北京西服业的空前繁荣。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名气响、规模大、资金足的西服庄，无一不是宁波红帮裁缝。诸如“新记”、“鑫昌祥”、“同森泰”、“源泰兴”、“协昌”等有名的西服庄均是宁波人所开。1935年，北京鄞县同乡会会员314人中有115人从事西服业，占鄞县同乡人数36.6%；奉化同乡会会员64人中有48人从事西服业，占奉化同乡人数75%。那年北京共有西服庄70余家，除少数几家外，67家均为宁波红帮裁缝。1940年，北京西服业同业公会15名理事中，宁波人就占了13名，5名会长及常务理事则全部由宁波人承担，连北京西服业同业公会地址也设在宁波会馆里。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宁波的红帮裁缝已经垄断并领导着北京的西服业。王府井“源泰兴”西服庄经理俞英勋还是宁波同乡会的会长，由此可见红帮裁缝在北京“宁波人”中的实力。

除了西服业外，还有几个行业宁波商帮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如钟表业巨头亨得利、慎昌，在北京也有几家分店，是北京名气最大的钟表店。西药业的中美药房、万国药房、华英药房、和济药房等都是北京有名的大药房。

除了商帮，宁波人在北京还有一些全国著名的人才和学者。如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长期从事考古研究，抗日战争期间曾将大批国宝抢救出来运到内地保存下来。当时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开山鼻祖，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全国解放后回归，任民革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当时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他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由于正气凛然地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受到国人拥护，同时，他还是国际奥委会的终身委员，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并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清末民初的北京街道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有日本的侵略，抗战胜利后又发生内战。所有这些战争不能不对北京“宁波人”产生影响。特别是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很多爱国人士和商人纷纷逃离，所以北京“宁波人”的人数也日益减少。1935年编印的北京宁波同乡会会员名册共有会员531人，到1941年交会员费的只有126人，直至北平解放，宁波同乡会会员名单也不过200余人。所以整个民国时期，宁波人在北京虽然也有不少亮点，但总的来说属于北京“宁波人”的衰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了新中国的首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随着政府各级机构的建立、文教科研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建设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于是大批宁波人涌入北京，他们在人数和作用方面都远远超过历史的各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北京“宁波人”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84年，即新中国成立到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之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京宁波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各自在各个领域的岗位上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尚未形成合力。这一阶段北京的宁波人主要有解放时留京的老一辈宁波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从各地调到各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解放前老一代教授和专家，“文革”前各大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1.解放时留京的老一辈宁波人。根据1953年北京宁波同乡会结束时移交政府的花名册，北京解放时留下的老一代宁波同乡会会员共215名，计鄞县86名、镇海44名、慈溪33名、奉化28名、余姚11名、宁海13名（注：登记的均为成人）。他们在京大多从事工商业，主要有服装业、钟表业、医药业，只有少数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老一代“宁波人”在京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商界还是颇有名气。如享有盛誉的亨得利钟表行、慎昌钟表行、大明眼镜店、大东西服店、东华服装店等，他们都是王府井、前门一带著名的大字号、老字号。这些店里的伙计也往往是从老家找来的亲友，而且大多就住在宁波的各个会馆里。不过随着工商业的改造以及年龄的老化，后来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各地调京工作的宁波籍老干部。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起，因工作需要，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很多老干部进京工作，担任各级领导，其中也有不少宁波人。他们解放前出生人死，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解放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去。他们之中有不少是二、三十年代的老革命。如1937年入党担任过外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1925年入党的化工部副部长吴亮平，1934年入党的曾任新华社社长、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克寒，1925年入党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文威，1925年入党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1932年入党解放初曾任铁道部副部长的余光生等数十名老部级干部。至于在各单位任司局级的干部则更是不可胜数。这些老干部进京后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解放前老一代宁波籍教授和专家。他们在解放前就学有所成，早已成为中国教科文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有的到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所长、院长，有的在北京各大学当教授、系主任、校长。他们之中有著名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燕大教授林汉达，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著名哲学家冯定，曾任北工大校长的樊恭杰，有机化学家纪育申，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顾方舟，中科院副院长、胚胎学家童第周，中国动物学会会长、生物学家贝时璋，中国电机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章名涛等。此外，还有解放后立即回国报效的核物理学家戴传曾，他对我国核能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担任过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这里列出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老一代专家学者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这批老专家不但为中国的科技与学术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们还身传言教，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家、科学家、技术专家，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国家建设的栋梁。

4.“文革”前各大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宁波籍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国家大力兴办各种综合性大学和各有特色的专业院校，很多宁波籍学子考入北京大专院校，有不少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工作，还有不少外地毕业后调到北京工作。他们不但学有所长，而且政治觉悟高、热爱祖国、甘于奉献。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在北京约有数千名，多数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精英，出了不少将军、部长、司局长、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等，其中有不少在高科技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批人中多数已到退休年龄，只有少数还在各种岗位上继续奉献。如开创我国放射化学研究、北大技术物理系博士生导师刘元方院士，为我国燃气轮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动力工程专家、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倪维斗院士，曾任国家测量局局长、大地测量学家陈俊勇院士，在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信息技术专家何德全院士，中科院计算中心主任、数学家石钟慈院士，曾任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院士，北大微电子所所长王阳元院士，光纤通讯技术专家朱高峰院士，从事国防尖端科研的物理学家贺贤土院士等数十名院士。又如原二炮副司令员黄次胜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大原常务副校长韩启德等都是这一时期北京宁波籍人士的杰出代表。

第二阶段是1984年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之后这20年。邓小平的号召不但深深地打动了海外宁波人的心，也深深地鼓舞了北京的宁波人。北京的宁波籍人士迅速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在中央工作的一批老部长、老局长。他们受中央的委托积极联络、团结海内外的宁波人，协调中央各部门帮助宁波的开发与建设，对宁波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里特别要提到1985年11月成立的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在国务院成立一个针对宁波开发的小组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当时任命副总理谷牧为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为副组长、包玉刚和原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顾问，他们协调中央各部委为宁波的发展大开绿灯。宁波大学建立起来了，北仑港建设起来了，国际机场也建设起来了，宁波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2月国务院批准宁波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1988年10月组建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1994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批准宁波成为副省级城市。这一切都为宁波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87年宁波市政府在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办事处不但在中央各部委和宁波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还迅速地把散处在各单位的宁波人团结起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与联络，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北京联谊会成立了，初始会员即达千人之多。第一批会员绝大多数是在中央和北京市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科技骨干。他们对家乡充满了感情，都愿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有的为家乡介绍项目，有的为家乡落实国家投资，有的搞科技合作，有的为家乡建言献策，有的拿起笔杆子大力宣传宁波，提高宁波的知名度。无论是宁波计划单列、提升为副省级城市，安排国家投资，还是宁波城市规划、北仑港建设、杭州湾大桥建设等等，无不都有北京宁波籍人士的身影。北京宁波籍人士的特点是智力型与权力型相结合，即北京的老干部多、专家学者多，能为宁波的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的宁波人又有了新的变化，北京出现了宁波新商帮。宁波老商帮有解放时留京的200多名商人和职工；1956年公私合营后，为了改善和丰富北京人的物质生活，从上海调来数百名红帮裁缝和他们的家属，像雷蒙西服店、造寸西服店、兰天时装店等无不都是清一色的宁波师傅。但以后由于政策越来越“左”，在北京很难找到新的从事工商业的宁波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宁波的企业家和个体户又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宁波新商帮的特点是年轻有为，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很多人从事电脑、电子产品的销售，他们与老商帮从事成衣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强烈反差。特别是有不少宁波成功的企业家到北京投资，形成北京与宁波的互动。他们在2003年成立了“北京宁波商会”，成员多是科技公司、电子公司、通信技术公司、商贸公司等新技术行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公司大多集中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附近。除此之外，宁波的传统行业服装业也进军北京市场，如雅戈尔、培罗成、杉杉等著名厂商也纷纷在北京设立门市部和专卖店，与1956年上海迁京的老牌服装厂商携手，共同引导服装新潮流。宁波商帮在北京到底有多少人，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因很多小老板忙于经营，很少与驻京办事处或联谊会联系。但有人粗略估计也有上千人之众。

纵观全局，北京的宁波人特色鲜明，具有成员新、层次高、能量大、重乡情、爱国爱家、甘于奉献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相信北京的宁波人还会不断壮大，对国家、对宁波的贡献也会更大。

（本文作者系宁波中学北京校友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