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买价与卖价之间的不对称性实在太大了，我们无法用普通的损失规避来解释。例如，塞勒（Thaler，1980）告诉受试者他们得了罕见的致命疾病，在两周内有0.001的概率会无痛苦地死去。他们必须决定愿意支付多少钱立刻购买疫苗。同样的受试者也被问到如果参加医学实验，这个实验中他们有0.001的概率会快速及无痛苦地死去，他们想拿多少补偿金。对大部分的受试者来说，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超过10倍。
维斯库西、麦格特和胡伯（Viscusi，Magat and Huber，1987）的一项研究，记录了在更真实场景下的类似效应。他们的受访者是从购物中心及五金店找来的，他们拿给受访者一罐假的杀虫剂，请他们检验效果。它的市面售价是10美元。受访者被告知如果使用方法不对，包括吸入体内与洒在皮肤上（针对有小孩的家庭，则以小孩中毒为主）杀虫剂都会造成伤害。 目前的风险程度是每售出一万罐，就有1 5例受害。现在要求受访者回答，如果要消除或减少这些风险他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WTP）。对于没有小孩的家庭，为消除这两种风险而实际愿意接受的价格（WTA）平均是3.78美元。受访者也要回答如果两种风险都提高1/10 000的话，该产品要降价多少他们才会接受。结果是很戏剧性的：在这样的条件下，77%的受访者表示拒绝以大于0的任何价格购买这项产品。
在这些研究中，WTP和WTA之间显著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与自愿承受的额外风险相关的责任成本的巨大差异，而与降低或消除现有的风险相比，这两者之间差异很大。疏忽与故意犯错之间的不对称在法律理论上是常见的，心理学研究［李多夫和巴伦（Ritov and Baron）］已确定其在判断责任上的影响。不对称性会影响灾难发生后的责难及悔恨，也会影响预期的责难及悔恨，进而影响行为。(www.xing528.com)
有另一种情况会牵涉到道德态度，就是在环境友善问题上的成本效益评估时，我们看到在买卖价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假设迪士尼公司出价要买下大峡谷，要将它开发成拥有全球最大滑水道的水上乐园。我们如何得知这个想法的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和往常一样，根据不同现状可以用两种方式问这个问题。如果现状是没有主题乐园，那么可以问人们所愿意接受的建造主题乐园的最低金额是多少（WTA）。另一种方式是，如果迪士尼目前拥有开发权，那么就问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钱（WTP）买这块地，以阻止主题乐园的开发。研究人员进行过调查，主要针对干净的空气及维护良好的公共公园这类的议题，来问问题。大多数研究发现，WTA远大于WTP［参见卡明斯、布鲁克雪尔和舒尔茨的论文（Cummings，Brookshire，and Schulze，1986）］。典型答案上的差异实际上不能看出事情的全貌。就如一篇文献的两位观察者米切尔和卡森（Mitchell and Carson，1989，p.34）提到过：“使用WTA问题的研究不断收到大量的抗议性回答，像是‘我不卖’或是‘我要非常大或无限大的补偿金才同意’，而且经常碰到50%或更高的抗议率（断然拒绝回答问题）。”这些极端的反映就像是社区人们面对新风险提案时，如核电厂或废弃物处理设施，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康瑞瑟（Kunreuther）等人］。对这些人提出补偿通常没有用，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收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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