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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资源和成本对北京发展的影响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政策如此重要,所以为了更早、更全面地获得信息,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也就不奇怪了。[4]政策是重要的,而政策又是在北京制定的,可是这就一定意味着要大家都往北京跑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用政策资源和政策成本来分析北京的发展,并不是说没有这些因素北京就不会发展。

政策资源和成本对北京发展的影响

上文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驻京机构占地的估算数据较为粗糙,偏差可能很大,也并不代表现在的驻京单位数量和所占建筑面积就有这么多。上文估算更多是为了表明市场对北京地产的潜在巨大需求。这一需求背后的动机非常明了,那就是北京聚集着大量的资源,具体来说就是政策资源。

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大的方面讲,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可归于基本国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向。从小的方面讲,每一个看似很小的政策变动都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发、赢利、分红、人员变动等,也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的收入、消费、就业求学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政策如此重要,所以为了更早、更全面地获得信息,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也就不奇怪了。[4]

政策是重要的,而政策又是在北京制定的,可是这就一定意味着要大家都往北京跑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是没有成本的,需要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到底有多高?可能已经高到无法估算的地步。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绩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最明显的变量就是经济政策的变化,那么我们不妨试问,为什么以前没有采用这样的政策,是否可以把以前走的弯路都看作是摸索今天经济政策的一种成本?这样的发问虽然很粗糙,但是也有助于表明政策成本之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政策成本。[5]

首先来看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的第一步是信息采集,也就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粗略地划分,信息可分为一般信息和具体信息,前者指一般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后者指具体环境下的情况参数。一般性理论和分析方法是从以往的大量经验中总结而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总结,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具体信息的采集也不是容易的事,实地考察的成本自不用多说,更严重的是我们难免都戴着有色眼镜,也就是相信不同的理论和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即便信奉相同的理论使用相同的方法的人,各自观察分析的方法、角度和深度不同,技巧也不同,这往往导致一个人眼中的事实与另一个人眼中的事实相去甚远,一个人表述的事实与另一个人听到的事实也可能大不一样,而科学研究与决策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事情太多了。更重要的是,采集信息的是有主观好恶的人,不是严格执行指令的机器,在采集信息的过程中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都会受到这些主观好恶的影响。(www.xing528.com)

政策制定的第二步是信息汇总,提出各种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这里面每一步都不是简单的事。关于信息汇总,除了信息采集的难处,信息汇总的过程还要试图去除信息采集中的偏差和噪音。而提出方案的过程比信息采集和分析的过程要求更高,因为它首先要求理清事情背后的逻辑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方案。有的时候可以从现有经验,比如别的国家的经验中寻找到解决方案,但是这样做要考虑到具体环境的不同,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的经验与当地的具体情形有关,若不考虑具体情形,生搬硬套,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有的时候面临新的情况,我们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就更需要创造性了。其次,方案的提出还要考虑各方的反应,要考虑各方多层次的动态博弈。再次,有一个利益权衡的问题。没有一个方案是中立的,总有一些人获利,一些人受损,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提出方案的过程其实也是利益权衡和划分的过程。这种利益的权衡,也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分析和看事物的角度。尽管我们尽力不让自己的观点和所处的位置影响自己的判断,但这谈何容易,毕竟,没有人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在谁的手里。

政策方案在提出以后,正式实行前往往还要进行试点。在政策试点中,我们要观察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并及时进行修正,这里面又有另一个信息收集与汇报的过程,而且这种观测和修正在政策实施以后也会反复进行。

回过头来看一看上面的分析,不难发觉其中的难度。这难度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息,二是激励。这两个题目都不简单,相关的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老生常谈,但是信息不对称、信息收集和交流的成本、利益不一致、激励不相容,这些都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体现出来。

上述内容简单概括起来便是:政策是重要的,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是很高的。这里面至少有三层的含义:首先,政策的重要性意味着人们参与的积极性高——利益攸关的事情谁也不会含糊;其次,政策的高成本意味着人们参与的空间大;再次,政策高成本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大、自由裁量的空间大。政策变一点,结果可能就要变许多。各方为了尽量争取政策对自己有利,就不遗余力地往北京跑,努力寻找渠道,让自己的声音和诉求被听到甚至占上风。退一步讲,即便不能影响政策结果,也可以利用北京的信息优势,尽量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方便早做打算。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用政策资源和政策成本来分析北京的发展,并不是说没有这些因素北京就不会发展。我们的问题更准确的提法是:倘若北京不是首都,发展还会这么快吗?对比西安、南京、洛阳开封历史文化名城,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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