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经分析：政治与经济双重因素影响的选择

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的影响。在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盛斌（2002）对于中国贸易政策决策中各种利益因素作了全面的归纳：首先，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而国内各种利益影响主要有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各类企业和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以及一些特殊形式的利益团体、公众（消费者）。其次，国内利益影响因素中，非行政性的利益影响主要是边际的，取得影响力的前提是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中央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利益影响则相对直接而明显。最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反映了一国的贸易政策。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博弈中，与发达国家政府目标函数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对于生产者的权重较大，对于消费者的权重较小。这是由于生产者对于税收的重要性以及消费者过于分散，才造成这样的格局（盛斌，2002）。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中，中国政府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对于不同的利益团体给予的权重不尽相同。与此相比，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则是通过政治献金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

对中国来说，各种利益团体的影响力虽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显著，但是企业积极与政府建立联系的纽带并施加影响，对于争端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Luo（2007）以中国为例，详细分析了企业和政府的相互作用对争端申诉到WTO的重要性。企业依靠政府部门把案件诉讼到WTO，而政府部门需要企业提供资金、政治和信息支持，私人企业和政府即使只是临时性的合作，企业也会在WTO中作为申诉方有强大的谈判力量。而企业和政府间联系纽带的缺乏，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一途径。加入WTO后，中国政府着手与行业协会、企业紧密合作以解决贸易争端，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13]，允许私人企业向政府申请调查国外的贸易壁垒；当国外贸易壁垒存在时，将会通过双边磋商或WTO争端解决机制或其他途径解决争端，这有利于今后更有效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Luo指出，在启动反倾销程序前，中国企业很少组织起来，成立贸易协会以协调行动。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例如，在中欧鞋类争端中，就可以看到行业协会活动的身影。在各种利益团体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赋予的权重最高，国有企业又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盛斌，2002）。政府的政治收益使其在执政中获得支持（蔡昉，2008）。近年来，中国民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4]，因此中国政府对于解决民生较为重视，给予的政治权重相对较大。

政治权重较高的部门或行业发生贸易争端时，由于双边磋商存在较高的政治让步成本，因此争端通过双边磋商解决的难度较大。比如，欧盟对中国鞋类反倾销的争端中，中国行业协会积极对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争端起诉到WTO。而中美轮胎特保案涉及中国轮胎及相关产业10万人左右的就业问题，中美通过双边磋商没能解决争端。

中国“入世”前，在政治让步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双边磋商的难度很大，而在双边磋商不成的情况下，通过报复的可能性会增加。比如，2001年中日农产品争端，由于严重影响到农民利益，中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双边磋商失败后，对日本的汽车、手机等产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但是报复措施会升级甚至导致贸易战的发生，严重恶化双边贸易关系，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和政治福利的严重下降。所以，报复措施至多是临时性的，最终争端仍通过合作博弈予以解决。(www.xing528.com)

当中国将争端诉诸WTO时，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争端通常是政府给予权重较高的部门，如关系国计民生问题，或者是涉及国有企业的争端，政府往往选择WTO。通过WTO谈判解决比在双边机制下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大。例如，2002年美国对钢铁保障措施案，由于我国钢铁行业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政府较为关注，最终和欧盟、日本等共同申诉至WTO。由于中国利益团体的影响不显著，所以实际中，中国诉诸WTO的案件政治因素不明显，但是在目标国利益集团的作用下，争端通过WTO谋求解决的可能性增加。

由于政治因素的存在使双边谈判难以解决的争端，通过诉讼解决的可能性增加。由于中国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小，因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中，使用双边磋商较多。除非受到目标国利益集团的影响，这对于实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例如，中日、中韩以及中欧、中美纺织品争端等，都是通过双边磋商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