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回归分析及其影响因素：以美国出口份额为例

本书采用probit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因变量采用虚拟变量处理，申诉到WTO用1表示，双边磋商则为0。运用stata1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16所示。

表5.16　狆狉狅犫犻狋回归结果分析

续　表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在10%以下，**表示显著性水平在5%以下，***表示显著性水平在1%以下。(www.xing528.com)

首先对经济因素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模型1所示。整个模型回归结果具有高度显著性，回归结果可靠。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只对经济变量进行回归时，目标国出口份额的系数为负，即目标国对于美国市场出口依赖程度越大，目标国在双边磋商中让步越多，美国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大，这和前面的分析一致。但是这一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因为回归系数不具有显著性，且没有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在表5.2中，美国和韩国、日本、中国等通过双边磋商解决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的案件就较多，且这些国家的出口也高度依赖于美国市场。美国对目标国出口份额回归系数具有高度的正的显著性，即目标国市场对于美国出口越重要，美国在和目标国发生争端时，通过申诉到WTO的可能性越大。这也和前面的分析较为吻合。贸易差额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也就是说，美国对目标国为贸易逆差时，在双边磋商中，目标国让步较多，美国通过双边磋商的可能性增加。例如：与中国、日本、欧盟、韩国等国家（地区）有较大的贸易逆差，美国通过双边磋商的案件也较多；而与有贸易顺差的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地区），美国运用双边磋商就较少。主要贸易逆差对美国与目标国GDP的系数为正，即在与实力较强的目标国的争端中，美国更多地申诉到WTO争端机制解决，但结果不显著。在控制变量中，非OECD成员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在解决争端时，相对于OECD成员国，美国对非OECD成员国的争端更多地采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不考虑经济因素时，对政治因素影响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回归结果如模型2所示。整个模型回归结果具有高度显著性，回归结果可信。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中，政治献金的回归系数具有正的显著性，即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越多的行业，争端通过申诉到WTO的可能性越大，这和前面的分析相一致。行业产量的系数具有负的显著性，即用产量表示的行业规模越大，争端更多地会通过双边磋商加以解决，这和前面的分析不一致。行业规模大意味着政治影响力大，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当存在“搭便车”现象时，规模大的行业的政治影响力反而不如规模小的行业（Olson，1965）。在这种情况下，争端就有可能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美国行业就业率系数为正，意味着就业多的行业出现的争端，政府更多通过申诉解决，这和前面的分析相一致。同样，对该结果仍需做进一步的检验，因为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目标国的行业就业率系数为正的显著性，意味着目标国行业就业人数占比越高，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在争端中政府的态度也越强硬，进而在双边磋商中让步较少，争端更可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这和前面的分析一致。目标国GDP系数仍然为正，但是不显著。非OECD成员的回归系数仍然具有正的显著性。

分别对经济变量和政治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实践中，政治、经济因素并非单独作用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而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因此，将这两类因素置于同一模型，进行综合验证就非常必要。对政治、经济所有变量因素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3所示。在对全部变量的回归中，回归结果具有高度显著性，回归结果可以信赖。现在，经济因素变量中的目标国出口份额的系数变为正，和上面的回归结果相反，这说明目标国出口份额对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不稳定。美国出口份额的系数仍然具有正的显著性，和前面回归结果相同。美国出口到目标国市场份额越大，目标国的讨价能力越强，目标国更多开放市场则会为未来赢得更多的谈判能力。在发生争端时，美国对目标国有所让步，目标国的利益受到保护，这时美国往往通过诉讼解决争端。贸易平衡的系数仍然具有负的显著性。Davis（2008）运用行业贸易顺差作为变量时的检验结果系数为正，表明当美国和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现争端时，会通过诉讼解决争端。这里使用的是美国和目标国全部的贸易逆差，说明美国和目标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越大，通过双边磋商的可能性越大；或者美国和目标国的贸易顺差越大，通过诉讼解决的可能性越大。在政治因素各变量中，政治献金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和前面的实证结果相一致，说明政治献金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系数检验结果较为稳定，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对政府选择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显著。行业产量系数仍然为负，但不再显著，说明规模大的行业出现的争端更多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和前面原因分析相同。美国行业就业率的系数为正，表明了就业率高的行业争端更多地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但系数不显著。目标国的行业就业率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目标国行业就业率越高，受到的政治压力就越大，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政府的让步成本高；目标国政府的态度较为强硬，使美国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的难度加大，或者说在双边谈判中美国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美国更多地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目标国的GDP系数为正，这和预期相一致，说明目标国的GDP越大，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大。目标国的GDP大，相对而言，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较强，在双边磋商中的态度趋于强硬，故美国会更多地通过诉讼解决争端。同样，该结论仍需进一步检验，因为系数不显著。在控制变量中，非OECD成员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于非OECD成员，美国更多地通过诉讼解决争端。

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美国和韩国、日本的双边磋商案件较多，为了防止样本选择性偏好，分别除去韩国和日本进行回归，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政治因素的政治献金和目标国行业就业率的系数仍具有正的显著性；而经济因素中美国出口份额的系数不再具有正的显著性，只有贸易差额仍显著为负。如果进一步对贸易差额进行检验，去除控制变量，样本中去除韩国，贸易差额仍然显著，但是样本中去除日本后，贸易差额不再显著，这说明贸易差额也不是高度稳健的。但是，在所有的检验中，政治捐款和目标国就业率的结果始终是稳健的，这充分说明美国在双边磋商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中，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这其中包括了美国自身的政治压力和目标国的政治压力，即双方利益集团的因素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美国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中，经济因素中的出口份额和贸易差额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且符号保持一致，但对其显著性的结果要谨慎，因为在不同的检验中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特别是美国的出口份额；在政治因素中，政治献金和目标国行业就业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系数符号始终如一，且具有高度的稳健性；控制变量在所有检验中也都具有高度显著性。这些变量通过了不同的检验，显示了其结果具有统计上的稳健性。在经济变量中，目标国市场对美国的出口越重要，在发生贸易争端时，美国采取诉讼的可能性越大。而在政治因素中，美国的政治因素中的政治捐款和目标国的就业率具有稳健性，说明在争端解决中，美国和目标国的政治因素都会使得美国运用诉讼解决贸易争端。总之，美国在双边和多边（本书主要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中，经济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无论是美国的政治捐款还是目标国的就业率都显著地影响着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