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意义：美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经验研究

在贸易争端不可避免的今天，贸易争端如何解决显得越来越重要。前面从理论上分析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如何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分析结论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检验证明，以及明确这些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现有关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美国为对象的。Reinhardt（2000）利用probit和binial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选择单边行动或者WTO争端机制的影响因素。他以1975—1999年美国的235起贸易争端为样本，检验了影响贸易争端诉讼的行为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目标国是低收入国家，或者与美国同属某自由贸易区，美国会显著减少起诉；而如果目标国上一年曾起诉过美国，且诉讼内容属于农业或SPS等贸易争端，美国则会显著增加诉讼。这是较早关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实证检验，为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实证研究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该研究中，作者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Davis和Shirato（2007）进一步深入到具体的行业层面，以高速发展的电子行业为例，实证检验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在高速发展的行业，不申诉具有显著性；政治献金变量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代表行业特征的产量和出口率（出口与产量比）也具有显著性；进口贸易救济措施的案件具有显著性。此外，贸易伙伴受影响行业的就业份额也具有显著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实证检验中，他们共涉及了没有谈判、谈判（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等）、申诉到WTO等多种选择；进而有效地拓宽了争端解决机制之选择的实证研究思路。Davis（2008）进一步对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政治、经济、法律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代表政治变量的利益集团、行业组织程度等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代表贸易伙伴利益集团影响的进口渗透率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代表案件法律优势的进口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除了行业贸易平衡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外（表示美国在该行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与否），经济变量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通过稳健性检验，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仍然具有显著性。该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行业数据检验争端申诉至WTO的影响因素，并考虑到了使用“301条款”和区域组织争端机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作者关注的重点也在于贸易争端究竟是通过谈判还是诉诸WTO加以解决，这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已有的经验研究多是对单边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谈判（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和申诉（向WTO申诉）解决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关于单边行动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问题，由于自WTO成立以来，美国使用“301条款”的单边措施显著减少，对于单边行动和WTO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计量分析没有足够的样本；而对区域组织和WTO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计量检验同样面临样本数不足的问题。此外，现有区域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成熟的主要是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主要被用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争端，且通过政府解决争端的案件少（很多是私人企业的直接申诉），难以进行计量分析。本书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计量检验主要是双边和WTO争端解决机制（WTO）选择的问题，以进一步检验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理论研究结果。由于在现实中，大多数争端在申诉到WTO之前都经过了双方磋商过程，有的争端通过双边协议或者两国间磋商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而有的争端通过双边磋商难以解决，最终被申诉到WTO。本书在实证检验双边和WTO争端解决机制选择时，不仅关注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也将关注双边磋商机制。这能更好地反应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实际情况，因为从双边磋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普遍性特征，这对中国的争端解决机制选择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由于中国申诉到WTO的案件相当有限，计量研究缺乏足够的样本，故本章仍然选择美国作为研究对象^[3]。在贸易争端中，无论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4]还是双边磋商，美国涉及中国的案件较多，所以对美国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们在借鉴Davis和Shirato（2007），Davis（2008）构造的政治、经济变量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正，特别构造了反应双方经济依存度的经济变量，以进一步检验政治、经济因素在双边和WTO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中的作用。(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