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机制与政治经济福利分析

政治家对贸易政策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从特殊利益集团获得最多的政治捐献和从选民中获取最多的选票，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Grossman和Helpman，1994，1995，2002）。Allee和Huth（2006）认为，如果一国国内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争端应通过国际法律途径解决，这对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具有同样参考价值。如果一国在国内政治压力下进行贸易保护，在对损失方补偿后，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使契约方仍然保持合作（Rosendorff，2005）。Davis（2005）详细分析了WTO中利益集团的作用，认为利益集团推动政府通过WTO或法律裁决解决那些难度大的贸易争端。例如：政府将贸易自由化问题申诉到WTO，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单边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国内利益集团表明，政府已优先考虑他们所关心的问题。Davis进一步指出，应诉方如果有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双边谈判，起诉方有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求解决争端，一般通过法律裁决，即通过WTO裁决。利益集团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是通过该国政治结构发挥作用，“民主国家”解决争端更有可能通过法律裁决。每个政府制定贸易政策都反映了利益集团的需求，如美国和欧盟把利益集团对谈判的影响过程制度化，所以美国和欧盟通过WTO解决争端占据主导地位。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争端的解决，两国外交关系越脆弱，就越有可能尽量避免通过WTO去解决争端，以免使两国业已紧张的关系被进一步恶化。Chang（2002）分析了WTO中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的作用，小国担心通过申诉解决争端会影响与强国的良好关系，也就是在争端解决中，政治因素影响了贸易摩擦与争端的诉讼解决。并且在WTO争端机制中，政治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国际法律制度的运行。一国通过申诉的政治成本和收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关系，即由申诉方与被诉方关系恶化所造成的成本；另一方面，一国政府把争端申诉到WTO是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政府会从中得到产业和利益集团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捐款和选票。国际政治成本和国内利益集团支持所获得的政治收益共同作用于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政治成本的上升会减少通过诉讼方式对争端的解决。但是，利益集团则会推动政治化的贸易争端尽可能通过法律进行裁决。不过，Guzman（2002）却不赞成申诉到WTO会带来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政治成本的观点。

如果被诉方国内存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且该利益集团对于政府的让步会施加压力，那么被诉方接受申诉方要求让步的成本将会增加，即被诉方在谈判中让步成本为高成本的概率增加。当申诉方存在利益集团作用时，申诉方提出的赔偿要求会更高，赔偿要求被拒绝的概率也就随之上升，争端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减少。

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博弈过程，仍然采用逆向求解的方法。第三阶段申诉方通过裁决的条件是，ε（A＋D）－D－ΔC＞0；否则，申诉方将放弃案件。在博弈的第二阶段，根据前面的结论，争端通过谈判解决时，申诉方提出的赔偿要求S*＝ε（A＋D）－bl是被诉方可以接受的赔偿最高要求，也是申诉方愿意接受的赔偿的最低要求。由于现在考虑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假设被诉方让步成本bl增加，变为blp；这时，S＝ε（A＋D）－blp，由于blp＞bl，故S*＞S，即在压力集团的影响下，被诉方不再接受申诉方原先提出的赔偿要求，所以申诉方必须提出更低的要求ε（A＋D）－blp，当被诉方才接受这一要求时，争端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如果申诉方国内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更低的赔偿要求将难以被接受，这时反而会提出更高的赔偿要求，其结果将会使争端通过和谈解决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并促使争端转向通过裁决的方式加以解决。总之，在双方都有利益集团影响的情况下，争端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争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处理的条件是，该解决模式所能带来的收益要大于放弃案件的收益。当被诉方国内有利益集团时，被诉方接受谈判解决争端的收益为B－S－blp，而通过裁决解决争端所得到的收益为B－ε（A＋D）。假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概率为p，被诉方的总收益为：

当ε（A＋D）－S－blp＝0时，被诉方的政治福利达到最大化，有：(www.xing528.com)

申诉方的政治福利为：

求导可得：

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造成被诉方让步的成本增加，即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利益集团的压力，被诉方成为高成本的概率增加，这意味着争端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p降低；而随着p值的下降，申诉方的福利增加，也就是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降低，申诉方更愿意通过裁决解决争端。简言之，由于被诉方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争端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降低，而更有可能通过裁决解决争端。当申诉方国内存在强大利益集团的压力时，申诉方会提出更高的赔偿要求。如果申诉方提出的S＞S*，则被诉方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因此，在申诉方提出的要求S＞S*的可能性增加时，争端更有可能通过裁决加以解决。

在争端双方都面临国内利益集团压力时，早期争端解决（通过谈判）的可能性降低，争端将更多地通过裁决加以解决。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受制于法律和政治因素，政治化的争端需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Davi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