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谈判中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与福利最大化研究

根据双边谈判的经济学分析，经济依存度高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通过双边谈判更为有利，但实际上有时通过双边谈判难以解决争端；经济依存度不高的经济体之间的争端，双方的退出成本低，从经济学角度通过双边谈判争端难以解决，但实际上通过双边谈判却解决了争端。所以，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很难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单一经济学视角，进一步采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对此加以探讨。Davis（2005）认为，当利益集团希望贸易争端能够快速得到解决时，就会对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争端；与此同时，对方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双边解决，则双边磋商将会取得良好效果。但是，如果对方利益集团强烈反对，那么双边谈判很难解决争端。如果两国关系紧张，则当事国会尽量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争端。例如：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日本就希望采用双边磋商而不愿诉诸WTO。

Davis和Shirato（2007）指出，对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的需求来自产业部门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实证表明，某一产业影响政策的能力取决于其集体行动和机构，即公司规模、集中度、跨国企业等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展开有效地院外活动。某一产业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利益集团是否有能力游说政府采取特定方式解决贸易争端。通常，政府会支持规模大、政治捐款多的产业部门。在双边谈判中，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中国和日本贸易争端的解决，考虑到中日之间敏感的外交和政治关系，日本政府更愿意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争端，以免损害两国原本就很脆弱的外交关系。Pekkanen（2007）利用政治经济学观点阐述了双边谈判的优势。他认为，通过双边谈判，大国可以根据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控制行业排斥与反对的东西，因此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有关政策就是在权衡国内福利效应最大化（多边最大）和通过控制规则以满足政治利益需求（双边最大）中形成的。例如，日本寻求双边谈判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商业利益集团对于WTO反倾销规则的不满，以及新的选举制度要求政治家们能够更好地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

在双边磋商的博弈过程中，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政府在谈判过程中，追求政治福利最大化。在谈判过程中，退出成本与政治因素相关。如果案件涉及的行业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利益，作出更少的让步，那么政府在谈判中退出成本的门槛就会变高，相对退出成本更低，态度更加强硬；如果对方也有利益集团的支持，那么对方的退出成本也会降低，对方政府的态度强硬。这时，在双边谈判中，相互让步的可能性减少，谈判可能陷入僵局，甚至可能会发生贸易战。

假设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福利^[9]分别为G，G*。

不同情况下本国和外国的福利分别为：

本国坚持、外国让步：）；

本国坚持、外国坚持；

本国让步、外国让步：；

本国让步、外国坚持：。

则本国和外国在不同情况下的福利比较结果分别为：。(www.xing528.com)

本国退出成本的门槛为。当发生与国内利益集团关系较大的争端时，本国采取坚持的态度能够获得利益集团的更大支持，得到政治团体更多的政治献金，或者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则迫使对方让步获得的福利将会增加，退出门槛也趋于上升（e↑）。若d为退出成本，当e增加时，相对于d的下降，即本国立场更加强硬。同理，外国退出成本的门槛为。若外国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其退出成本的门槛也会增加（e*↑）；d*为退出成本，相对于d*的下降，外国政府的立场也会趋于强硬。

本国在双边博弈中的政治福利为：

根据命题3.6，外国让步越多，本国的福利越高；反之亦然。

当外国在谈判中背后存在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在得到这些利益集团支持时，其退出成本下降，外国立场强硬的概率增加，本国的福利受损。

外国在双边博弈中的福利为：

同理，本国让步越多，外国的政治福利越高；反之亦然。

在有利益集团支持的争端中，本国退出成本相对下降，所以态度会更加坚决，外国的福利受损。

当一方有强大利益集团支持（或者相对于另一方更强大），而另一方做出让步时，有强大利益集团支持的一方的福利上升，其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双边谈判更能满足利益集团的需要（Pekkanen，2007），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双边谈判等来维护本国某些行业利益集团的利益（Pekkanen，2007）。当双方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支持时，双方的退出成本都相对下降，彼此的态度都变得更加强硬，让步的可能性减少，双边谈判就会陷入僵局，甚至可能会引发贸易战。所以，在双方都有利益集团支持时，也就是需求方和供给方背后都有利益团体，双边谈判很难解决争端（Davi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