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nhardt（2000）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美国在面对贸易摩擦与争端时究竟是采用“301条款”的单边行动还是运用多边解决机制的问题。他以1975—1999年的235个争端案件为样本，这些样本中包括了极少数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包括申请使用“301条款”被拒绝或撤回，以及不起诉到GATT／WTO），或既进行“301调查”又起诉到GATT／WTO的案件。统计结果发现，起诉到GATT／WTO有135件（57%），申诉使用“301条款”为142件（60%），正式进行“301调查”的有107件（46%）。作者进一步运用probit和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了多边谈判和单边行动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多边解决机制中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目标国对美国进行过起诉等因素显著增加了美国对多边解决机制的运用；对那些目标国市场规模大，美国的起诉曾有过失败经历的，美国会显著地使用“301调查”。在控制变量中，与多边谈判相关的案件，如农业，就显著促进了美国使用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而如果和优惠贸易区目标国的争端相关，则会显著增加使用“301调查”。这里，作者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Busch（2007）则在经验研究中运用具体案例对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以美国对墨西哥扫帚的特保案为例，认为由于担心在WTO开贸易自由化的先例，所以墨西哥没有选择WTO，而是选择向北美自由贸易区申诉。在美国诉加拿大限制美国期刊进口案中，由于在WTO中先前的案例可能会在未来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美国选择WTO；他同时假定，如果在NAFTA中获得贸易救济的前景更大，可能情况刚好相反。这说明不同性质的案件影响着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选择。Luo（2007）列举了中国在发生贸易摩擦时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在中欧纺织品争端中，中方选择了双边协商（虽然在纺织品争端中没有法律优势），而没有选择多边谈判，这是因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需时间长、成本高（在争端解决期间贸易措施仍然存在，且事后没有补偿）。而在鞋类的争端中（反倾销），中方选择WTO，是因为反倾销影响到多个产业，以及多边谈判在反倾销方面支持中方的意见（中方在鞋类反倾销的争端中有法律优势）。(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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