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总是过分强调一国从大量的总收入中所获得的利益,而不强调从大量的纯收入中所获得的利益。他说:“随着一国投入农业的资本份额加大,推动一国国内的生产性劳动就会增加,这种由资本推动增加到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上的价值也随之增加。除农业外,投在制造业上的资本推动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最多,给年产品增加的价值也最大。投在出口贸易中的资本在三者之中所产生的效果最小。”[1](萨伊先生与亚当·斯密持相同观点。他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资本在投入到土地之后,最有益的投资就是对制造业和国内贸易的投资,因为它所推动的这一产业所获的利润归属于这个国家。而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却不加区分地使所有国家的工业和土地都受益。对国家最无益的资本投入方式是将某一外国的商品运送到另一外国去。”——萨伊《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120页。)
我们暂时假定这是正确的。如果一国所使用的资本量无论多少,其纯地租和利润加起来是一样的,那么雇用大量的生产性劳动对该国有什么利益呢?各国的所有土地和劳动的产品都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于工资;一部分用于利润;另一部分用于地租。只有从后面两个部分中才能扣出税款并进行储蓄。第一部分如果适度的话,总成为必要的生产开支。(也许这种表述过于强烈,因为一般来说,以工资名义分配给劳动者的部分超过绝对必需的生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纯收入中一部分被其劳动者所得,并可能被他储蓄或消费,或使他贡献给国防。[2])对一个有2万英镑资本、年利润为2000英镑的人来说,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他的年利润不低于2000英镑,那么他的资本所雇用的人数是100还是1000,所生产的产品售价是1万英镑还是2万英镑,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只要它的纯实际收入、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无论它的居民人数是1000万还是2亿都无关紧要。一国维持海陆军和各种非生产性劳动的能力必须与其纯收入而非总收入成正比。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000万人所需的食物和衣物,那么维持500万人生活的食物和衣物就是纯收入。如果生产等量收入需要700万人,也就是说,要雇用。700万人生产足以满足1200万人的食物和衣物,这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呢?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物仍旧是纯收入,雇用更多的人使我们不能给海陆军增加新兵,也不能多缴纳1基尼的税。
亚当·斯密支持优先使用能推动最大量劳动的资本,其理由依据的不是人数多就能产生出任何想象出来的利益,也不是因为它可使多数人享有的幸福,而明显依据的是这样推动资本能增强国家的力量,(萨伊先生认为我把这么多人的幸福看得无关紧要,这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想本文已经充分说明,我仅把我的观点局限在亚当·斯密所依据的理由上。[3])因为他说:“财富,只要国力依赖财富,那么各国的国力必须总与其年产品的价值成正比,年产品就是最后支付所有赋税的基金。”[4]然而,十分明显,纳税能力与纯收入成正比,而不与总收入成正比。
在各国的资本用途分配方面,较贫穷国家的资本自然会投在国内能使用大量劳动的行业上,原因是在这些国家获得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的粮食和必需品较为容易。相反,在粮食价格昂贵的富裕国家,在贸易自由时,资本会自然流向那些对国内劳动需求最少的行业,比如运输业等远距离的对外贸易和需要昂贵机器的行业,[5]还流入那些利润与资本成正比的行业,而不是与所雇用的劳动量成正比的行业。(“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不是把资本吸引到能创造最大利润的行业,而是那些其经营活动对社会最有益处的行业,这是值得庆幸的。”——萨伊《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122页。萨伊先生没有告诉我们哪些行业对个人最有利而对国家最不利。如果资本有限却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国家没有及早地从事对外贸易,那么原因就是对外贸易对个人的利益不大,因而对国家的利益也不大。)
尽管我承认,从地租的性质来说,投在任何土地(除最后耕种的土地外)上用于农业的一定量资本比用于制造业和贸易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多的劳动,但我不承认投在国内贸易的资本和投在对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所雇用的劳动量存在任何差别。
亚当·斯密说:“将苏格兰的工业制品运往伦敦,又把英国谷物和工业制品运回爱丁堡所推动的资本,每往返一次都必然抵补英国原先投在农业和制造业上的两份资本。
“用于购买供本国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资本,购买时如用的是本国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每次交易中也抵补了两份不同的资本,但其中一份资本只能用于维持国内工业。把英国货物运到葡萄牙,然后又把葡萄牙货物运回英国所使用的资本,每往返一次只能抵补一份英国资本,而另一份则是葡萄牙资本。因此,即使外国消费品贸易的周转速度与国内贸易相等,但它所使用的资本对该国工业和生产性劳动的促进作用只是国内贸易资本的一半。”[6]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一个谬误。正像斯密博士所假设的一样,投入两份资本:一份是葡萄牙资本;另一份是英国资本。但对外贸易所投入的资本将是国内贸易投入资本的两倍。(www.xing528.com)
假设苏格兰用1000英镑的资本制造亚麻布,以此来换取英格兰制造丝绸所投入的等量资本的产品。两国共投入2000英镑和一定比例的劳动量。现在假设,英格兰发现用原先出口到苏格兰的丝绸可以从德国进口更多的亚麻布,并且苏格兰也发现自己的亚麻布从法国换回的丝绸要超过原先从英格兰得到的数量,那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难道不会很快停止相互贸易,国内消费品贸易难道不会变成国外消费品贸易吗?虽然德国资本和法国资本这两份新增资本参与了这种贸易,但苏格兰和英格兰所投入的资本不是还与经营国内贸易时一样多,这种资本所雇用的劳动量不是也与从事国内贸易时一样多吗?
[1]《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二篇,第5章,第346页。
[2]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萨伊在李嘉图此书的1819年法文版注释中(第二卷第222~223页中)曾批评本文中的这一评论过于笼统。
[3]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这里指的是萨伊在本书法文版中的一个脚注(第二卷,第224页),在这一脚注中,萨伊认为700万人口要比500万人口有“更大的幸福”。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第382页。
[4]《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二篇,第5章,第351页。
[5]第一版和第二版无“和需要昂贵机器的行业。”一句。
[6]《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二篇,第5章,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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