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补贴与进口禁令对农业的影响分析

谷物出口补贴会降低谷物对外国消费者的价格，但对谷物的国内市场价格没有长期影响。

假设在英国每夸脱谷物的价格为4英镑时，才能提供普通利润，那它就不能出口到每夸脱售价为3英镑15先令的国家去。但如果出口谷物每夸脱补贴10先令，它就能在国外市场上以每夸脱3英镑10先令的价格出售，因而无论谷物种植者在国外市场上以3英镑10先令的价格出售，还是在国外市场上以4英镑的价格出售，他都会得到相同的利润。

因此，出口补贴会使英国谷物在国外的价格低于该国的谷物生产成本，自然就会扩大对英国谷物的需求，还要减少对本国谷物的需求。对英国谷物需求的这种扩大在一定期间内必然会提高其国内市场价格，并且在这段期间内也会阻止其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下降到补贴的低价位上。但影响英国谷物市场价格的原因不会对其自然价格或实际生产成本产生任何影响。种植谷物既不需要更多的劳动，也不需要更多的资本，所以如果农场主以前的资本利润与其他行业的资本利润相同，那么涨价后，其利润会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由于农场主资本利润的提高，这种补贴对农业产生了促进作用，资本也会从制造业中撤出而投到土地上，直到国外市场上扩大了的需求得到满足，谷物价格在国内市场上又回落到自然和必然的价格水平上，利润又恢复到一般和惯有的水平为止。对国外谷物市场的扩大供给会降低出口国的谷物价格，因此会使出口商的利润率限制在他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最低点上。

谷物出口补贴的最后结果不是提高或降低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而是降低了国外消费者的谷物价格。如果国外市场的谷价以前不低于国内市场的谷价，那么降价的幅度就会等于全部补贴。如果国内市场的谷价高于国外市场谷价，那么降价幅度就会较低。

在《爱丁堡评论》[1]第五卷中，一位学者对谷物出口补贴问题撰文明确指出了它对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影响。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补贴一定会对出口国的农业起促进作用。但他似乎吸收了曾误导斯密博士[2]及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的错误见解。他认为由于谷物价格最终决定工资，因此它会决定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他说补贴“由于提高了农业利润，将对农业起促进作用。由于提高了谷物对国内消费者的价格，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他们对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因而减少了国内消费者的实际财富。但是最后这种影响显然是暂时的。劳动消费者的工资以前通过竞争已经得以调整，现在通过把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相互联系的其他商品价格提高到谷物的货币价格水乎，同样的方法使工资又恢复到原有水平。因此，出口补贴最终会提高国内市场的谷物货币价格，但这种提高是通过国外市场需求的扩大从而使国内实际价格得以提高的间接渠道来完成的。货币价格的这种上涨一旦影响到其他商品，肯定就会被固定下来。”[3]

不过，我已经证明了致使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劳动货币工资提高的结果，而这种提高总是影响到利润，那么就可以推论说，商品价格不会因为补贴而上涨。

但是，国外需求扩大而产生的谷物价格的暂时上涨对劳动的货币价格不会产生影响。[4]谷价上涨是以前专属于国内市场的供给竞争引起的。利润的提高致使用于农业的资本增多，可以得到更多的供给。但在取得更多的供给量之前，用高价使消费适应供给是绝对有必要的，而高价可用工资上涨来抵消。谷价上涨是谷物稀缺的结果，是减少国内购买者需求的手段。如果工资提高了，竞争便会加剧，必然会使谷价进一步上涨。这样来解释补贴的影响并没有假定是什么因素致使最终支配谷物市场价格的谷物自然价格上涨，因为我们没有假设需要在土地上增加劳动以保证一定的产量，只有增加劳动才能提高谷物的自然价格。如果每码布的自然价格是20先令，国外需求的扩大可能会把价格抬到每码25先令或更高，但是织布商所得的利润必然把资本吸引到这一方向。尽管需求增加一倍、两倍或三倍，但最终会得到供给，布匹也会恢复到每码20先令这一自然价格水平上。所以在谷物供给中，无论我们每年出口20万夸脱、30万夸脱或80万夸脱，它最终还是以其自然价格生产出来，除非生产必需的劳动量有变化，否则这种自然价格决不会改变。

在亚当·斯密最为著名的著作中，他所得的结论最易引起异议的莫过于关于补贴那一章。[5]首先他说谷物是这样一种商品，即其产量不会由于出口补贴而增加。他始终认为出口补贴仅作用于实际生产数量，而不是扩大生产的刺激因素。他说：“在丰收年份里，由于出口量异常增大，必然使国内市场价格高于以前会自然跌落的价格。在歉收的年份里，出口补贴往往会暂时停止，但丰收年份的大量出口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丰收年份对歉收年份的补救。因此，无论在丰收年或歉收年，出口补贴必然会使国内市场上谷物货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没有补贴时的情形。”（他在另一处说：“无论出口补贴使国外市场扩大到什么程度，在每一个特殊的年份里一定是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的。因为通过补贴而出口，或者说没有这种补贴就不会出口的每一蒲式耳谷物原本会留在国内市场增加消费并降低谷物价格。需指出的是，谷物出口补贴和其他各种出口补贴都会给人民施加两种不同的税：第一种是为支付这种补贴他们必须缴付的税；第二种是由于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而产生的税赋。由于全体人民都要购买谷物，对这一特殊商品所征的税要由全体人民负担。因此，在这一特殊商品上，第二种税是两种税中最重的。”“因此，人们为第一种税支付5先令，为第二种税必须支付6英镑4先令。”“所以，这种补贴而引起的谷物大量出口不仅在当年会减少国内市场和消费，且其减少程度与它扩大国外市场和消费的程度同等。由于它限制了本国的人口和工业，其最后的趋势是限制和阻碍国内市场的逐渐扩张。因此，从长远角度看，对谷物的整个市场和消费宁可缩减也不要扩大。”[6]）[7]

亚当·斯密似乎完全清楚，他提出的论点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为使谷物给农场主提供更多的利润而提高这种商品的货币价格是否必然会促进其生产。”

他说：“我的回答是，如这种补贴的作用是提高谷物的实际价格或使农场主用等量谷物按当地一般水平，无论是生活水平富裕、中等还是贫穷，能维持更多的劳动者，那么情形可能就是如此。”[8]

如果劳动者消费的只是谷物，所得到的份额仅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那么也许有理由认为，支付给劳动者的这一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减少，但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时却不增加，并且从来不按谷物货币价格的上涨比例而增加。因为谷物尽管重要，但它仅是劳动者消费品中的一部分。如果他的工资一半用来购买谷物，另一半用来购买肥皂、蜡烛、燃料、茶、糖、衣服等没有涨价的商品，很显然，在每蒲式耳谷物为16先令时，他所得到的1.5蒲式耳的谷物相当于每蒲式耳为8先令时他所得到的2蒲式耳的数量，也就是现在得到的24先令等于他原先所得的16先令。尽管谷价上涨了100％，而他的工资却只提高了50％。因此，如果其他行业的利润不变，人们就会有足够的动机把更多的资本转投到土地上。但工资的这种上涨也会诱使工业制造商从制造业中撤出其资本而投入到土地上。因为农场主将其商品价格提高100％而所付工资仅增加50％时，制造商不得不将所付工资也提高50％，而他却不能在其制造品的涨价中为这种增加的生产费用得到任何补偿，结果使资本从制造业流向农业，直到谷物价格又跌落到每蒲式耳8先令，每周工资又降回到16先令为止。这时，制造商所获利润就会等同于农场主所获利润，资本会停止流向任何单一方向。事实上，这就是谷物种植始终扩展和市场不断增加的需求总能得到满足的方式。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工资便会提高。劳动者舒适的状况使他们结婚，人口随之而增加，谷物需求使其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有所提高。更多的资本投入在农业上并可获利，资本继续流向农业，直至供给与需求平衡为止。这时，谷价再次回落，农业和制造业的利润会再次持平。

但是谷价上涨后，工资无论是稳定或是适度上涨或是猛涨对这一问题都无关紧要。因为制造商和农场主都要支付工资，因此在这方面谷物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但利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同。农场主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而制造商出售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变化。然而，正是这种利润不均等致使资本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行业，因而生产的谷物增加而制造品减少。工业制品不会因产量减少而涨价，因为通过出口谷物可以换得工业制品以满足供给。

一种补贴，如果说它提高了谷物价格，它要么是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提高了谷物价格，要么就是根本没提高。如果确有提高的话，我们就无法否认农场主获得的利润会增加并会产生转移资本的诱因，这种情形直到供给充足、价格恢复到原有低价位时为止。如果它不是相对其他商品而提高谷物价格，那么除了纳税外，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弊端在哪里呢？如果制造商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谷物，他会以较高价格出售其商品而得到补偿，最终他是用自己的商品来购买谷物的。

亚当·斯密的错误与《爱丁堡评论》上那位学者的错误同出一辙，二人都认为“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所有其他国产商品的价格”。（萨伊先生也持同样观点。见《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335页。）亚当·斯密说：“它决定劳动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必须始终使劳动者购买到足够的谷物来维持其及家人的生活，生活水平无论是富裕、中等或是贫穷，都是在进步、停滞或倒退的社会状态下，迫使其雇主为维持他的生活而向他提供这些东西。[9]谷物的货币价值决定所有其他土地原料产品的货币价格，从而它决定了几乎所有工业原料的货币价格。由于谷物的货币价值也决定劳动的货币价格，所以它决定着制造工艺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决定着这两者，因此它也决定着整个制造业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以及一切土地和[10]劳动产品的货币价格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涨落比例而相应有所涨落。”[11]

我以前曾经对亚当·斯密的这种见解加以反驳。[12]他把商品价格的上涨看成是谷物价格上涨的一个必然结果，好像得出结论说没有其他基金能够支付这笔增加的费用。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利润，利润的减少形成了这种基金，但并没有提高商品的价格。如果斯密博士的这一见解有充分依据，那么无论资本积累到何种程度，那么利润则永远不会真正下降。工资上涨时，如果农场主能提高其谷物价格，织布商、制帽商、制鞋商以及其他制造商也能按这种增加比例而相应提高其商品价格，所有商品按货币价格计算虽然都上涨，但彼此的相对价值仍然相同。各行业支配其他行业的货物数量与以前是一样的。由于构成财富的是货物而不是货币，因而对他们来说货物数量是唯一重要的。农产品价格和货物价格的全面上涨只不利于那些其财产只有金银或者其年收入以一定量的这种金属形式支付的人（无论是以金银条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假设完全不使用货币，各行业均以物换物，在这种情况下，谷物对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能上涨吗？如果上涨的话，那么谷物价值决定一切其他商品价值的看法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要决定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它对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不能发生变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认为，无论谷物是从肥沃土地或从贫瘠土地上获得的，无论耗费劳动多少，无论有无机器相助，它所换得的其他商品始终应是等量的。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虽然亚当·斯密的一般理论与我上文所引的说法一致，但在他著作中有一处似乎对价值已经给出了正确的说明。他说：“金银的价值和其他种类的商品价值之间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决于将一定量的金银运送到市场上所需的劳动量与将一定量的其他种类的商品运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13]他在这里是否完全承认如果把一件商品运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量增加，而把其他种类的商品运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量没有增加，那么第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提高吗？如果布匹或黄金进入市场所需的劳动量没有增加，那么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不会发生变化。但如果把谷物和鞋运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量增加，那么这两种商品对布匹和金币的相对价值而言，其价值不会上涨吗？

亚当·斯密还认为补贴的作用是使货币价值部分贬值。他说：“白银贬值是银矿丰产的结果。这种贬值对更大范围内的商业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同样的或者说几乎是相同的，它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上涨虽然没有使接受这种货币价格的人实际上更加富裕，但却也没有使他们更加贫困。一套银器的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所有其他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完全没有变化。”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

“但由于一国的特殊情势或政治制度的影响发生在某一国家的白银贬值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种贬值不会使任何人变得实际上更加富裕，却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商品货币价格上涨会程度不同地妨碍在该国国内经营的各类产业的发展，并使国外以低于本国工人所能支付得起的银价提供几乎所有商品，不仅在国外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低价出售它们。”[14]

在别的地方[15]我曾试图说明，对农产品和工业制品产生影响的货币的部分贬值可能不会持久。这里所说的货币的部分贬值是指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但是，金银被拿去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自由购买商品时，就会被输出交换别国更为廉价的商品。金银数量的减少会提高它们在国内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会恢复到正常水平，适合国外市场的商品会一如既往地出口到国外。

因此，我认为不能据此来反对补贴。

如果补贴会使谷物价格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有所上涨，那么农场主会受益，耕地面积也会扩大。但是如果补贴没有提高谷物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那么唯一弊端就是要支付补贴，这种弊端我既不想掩饰也不想低估。

斯密博士说：“通过对谷物进口征收重税并对谷物出口进行补贴，地主似乎已经仿制了制造商的行为。”两者都是设法用同样方式提高其商品价格。“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大自然在谷物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之间所产生的很大而且根本性的区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的其中之一，就会使制造商出售商品的价格高于不采用这种方法时的价格，提高的不仅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还有其实际价格；不仅是商品的名义利润，还有其实际利润、实际财富和收入——实际上是鼓励了制造业。但用同样方法提高谷物的名义或货币价格时，并没有提高谷物的实际价值，没有提高我们的农场主或乡绅的实际财富，没有鼓励谷物的种植。事物的本质在于谷物的实际价值，它不能仅因其货币价格的改变而改变。在全世界范围内，谷物的价值等于它所能维持的劳动量。”[16]

我曾努力证明，[17]谷物的市场价格在受补贴影响扩大需求的情形下会超过其自然价格，直到供给满足需求又回落到其自然价格水平之上为止。但是谷物的自然价格不像商品的自然价格那样固定不变，因为谷物的需求增加就要耕种较次等土地，在这种土地上生产一定量的商品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所以谷物的自然价格就会提高。因此，对谷物出口持续给予补贴会产生一种谷物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正像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见“论地租”一章），这种趋势必然会提高地租。这样，乡绅从谷物进口禁令和谷物出口补贴中所获的利益不仅是暂时的，而且也是永久性的，但制造商从商品的高额进口关税和[18]出口补贴中所获的利益却不是永久性的，完全是暂时的。

正像斯密博士所说的那样，工业制品的出口补贴无疑会在短期内[19]提高工业制品的市场价格，但不会提高工业制品的自然价格。两百个人的劳动会比以前由一百个人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一倍，因而投入必要的资本量以供应必需的工业制品数量后，工业制品价格会回落到自然价格之上，一切从高昂的市场价格所得到的利益将会终止。[20]因此，只有在商品的市场价格上涨和供给量增加后，制造商才能享有高额利润。因为商品价格一旦下降，他们的利润就会恢复到一般水平为止。

因此，我不能赞成亚当·斯密所说的乡绅在禁止谷物进口上的利益比不上制造商在禁止工业制品进口上的利益。我认为，他们的利益更大，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好处是长远的，而制造商的好处却是暂时的。斯密博士指出，大自然使谷物与其他商品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并且是根本性的区别。但据此所得到的正确推论与他的推论正相反。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才产生了地租，乡绅才在谷物自然价格的上涨中获得了利益。斯密博士不应将制造商的利益与乡绅的利益相比较，而应该将制造商的利益与农场主的利益相比较，农场主的利益与地主的利益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制造商和农场主这两个阶级在其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时都会受益，但是制造商在其商品的自然价格上涨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农场主在谷物或其他农产品的自然价格上涨中也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反之，地主在谷物自然价格的上涨中有十分确切的利益，因为地租上涨是农产品生产困难的必然结果，不存在农产品生产困难也就不存在谷物的自然价格上涨。由于谷物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扩大了谷物需求，致使我们耕种较为贫瘠的土地，这样必然使生产更为困难。

对谷物或工业制品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的唯一结果是[21]使部分资本转为他用，从而投入在正常情形下不会被迫逐的行业。这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不利分配——它诱惑制造商开始或继续从事一个利润相对较低的行业。这是最为糟糕的一种课税，因为它没有把从本国中取出的一切东西全部给予国外，其损失的差额由总资本的这种不利分配所弥补。如果英国的谷价是4英镑，法国是3英镑15先令，那么10先令的补贴最终会使法国的谷价降到3英镑10先令，而英国的谷价仍保持4英镑。每出口1夸脱谷物，英国就得支付10先令的税。法国每进口1夸脱谷物，仅获得5先令的利益。这样就全世界来说，每夸脱就绝对损失5先令的价值。因为这样一种基金分配会引起产量的减少，也许不是谷物产量的减少，而是某种其他必需品或享用品产量的减少。

坎南先生似乎已经看出了斯密博士关于补贴问题的论点的错误，对我上面所引的最后一段话他十分正确地说：“斯密博士在断言大自然已经给谷物赋予了一种实际价值，而这种实际价值不能仅因其货币价格改变而改变时，他混淆了谷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1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份和丰收年份所供养的人数是一样的，但1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份所能换取的奢侈品和享用品要多于丰收年份。所以，有剩余粮食可支配的地主在歉收年份会更加富裕，他们用剩余产品所换得的其他享用品的价值要超过丰收年份。因此，如果说这种补贴引起谷物的强行出口，它也不会致使谷价的实际上涨。对这一说法进行争辩是毫无价值的。”[22]坎南先生对补贴问题这方面的论点在我看来是完全清晰和令人满意的。

然而，我认为在关于劳动价格上涨对工业制品所产生的影响问题上，坎南先生所持的观点与斯密博士或《爱丁堡评论》上那位学者所持的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在别处注意到的[23]坎南先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劳动价格与谷物价格毫无关联。因此，谷物实际价值的上涨不会影响到劳动价格。但如果劳动受到影响，他会支持亚当·斯密和《爱丁堡评论》上的那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工业制品的价格也会上涨。因此，我不知道他如何区分这种谷物价格上涨和货币价值下降，或者不知道他所得出的结论与斯密博士的结论有何不同。在《国富论》第一卷[24]第276页上的注释中，坎南先生指出：“但是谷物价格不能决定一切以土地为原料的产品和货币价格。它既不能决定金属的价格，也不能决定诸如煤、木材、石料等各种有甩物质的价格。并且由于它不能决定劳动价格。它便不能决定工业制品的价格。”因此，补贴由于能提高谷物价格，无疑给农场主带来了实际利益。所以，在这一点上，这种做法是无可争议的。必须承认，谷物价格的提高对农业会产生促进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农业是否应该得到这种促进？根据坎南先生的说法，谷物出口补贴对农场主来说是一种实际利益，因为它不会提高劳动价格；如果它提高劳动价格的话，它就会相应地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那么它对农业就不会再有特殊的促进作用。

但是必须承认，任何商品的出口补贴都有略微降低货币价值之趋势。在一个国家中，任何促进出口的因素都有积累货币之趋势，任何妨碍出口的因素都有减少货币之趋势。由于税收使纳税商品的价格上涨，其普遍影响就是使出口减少，以阻碍货币的流入。根据这一原理，补贴促进了货币的流入。这一点在对赋税的全面研究中有更为详细的解释。[25]

重商制度的有害影响已经被斯密博士全面揭露出来了。[26]这种制度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禁止外国竞争，在国内市场上提高商品价格，这种制度对农业阶级的害处与对社会任何其他阶级的害处是一样的。迫使资本流入本不会流进的渠道，减少了商品的总产量。尽管价格一直很高，但不是由于产品稀缺造成的，而是由于生产上的困难所造成的。因此，虽然这些商品的卖主以较高价格出售其商品，但在必要的资本量投入商品生产后，他们出售商品所获得的利润不会很高。（萨伊先生认为国内制造商的利益不是暂时的。“一个绝对禁止某种外国商品进口的政府造成了一种垄断，有利于在国内生产这种商品的人，而不利于消费这种商品的人。换言之，国内生产这种商品的人具有独特的销售特权，他们可以抬高价格使其超出商品的自然价格。国内消费者由于不能在别处得到这些商品，只得以高价购买。”——《政治经济学》，第201页。

但如果他们的同胞们都能自由地进出入这一行业，他们如何长久地使其商品的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呢？他们得到保护不受来自外国产品的竞争，却不能防止来自本国产品的竞争。这种垄断，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给国家带来的真正弊端不是使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涨，而是提高了这种商品的实际价格和自然价格。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该国的一部分劳动就没有得到更加富有成效的使用。）

制造商本人作为消费者购买这种商品也要增付价款，因此如果说“两个因素（公司法和外国商品的高额进口税）所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在任何地方最后都由该国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支付”，[27]这是不正确的。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乡绅们引证亚当·斯密的权威观点要求对进口外国谷物征收类似的高额关税。因为立法上的一项错误致使生产成本提高和消费者购买的各种工业制品价格上涨，他们便以公正为借口，号召人民默默地忍受这些新的赋税。因为我们购买亚麻布、细洋布和棉花的价格都上涨了，便以为我们为购买谷物也应增付价款。因为在世界劳动的普遍分配上，我们已经使我们的这部分[28]劳动在工业制品方面不能获得最大的产量，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农产品供给方面减少一般劳动生产力来进一步惩罚自己。更为明智的办法是承认这种错误的政策导致我们采用错误的做法，立即开始逐步实施普遍自由贸易的正确做法。（“贸易自由的有用之处就是保障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她富有各种工业产品，富有适合各种社会由于可能发生的商品稀缺而需要的商品。世界各国不是注定要掷骰子来决定谁将遭受饥荒。世界上的食品总是充裕的。要不断地保持这种充裕，我们只须取消各种禁令和限制，不再与上帝仁慈的智慧背道而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谷物法与贸易”词条。[29]）(www.xing528.com)

萨伊先生指出：“谈到被不恰当地称作贸易差额时，我曾有机会指出，如果向外国出口这些贵金属比出口其他商品更适合商人，那么他出口贵金属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因为国家的得与失都是通过其国民来实现的。在对外贸易方面，最适合于个人的也最适合于国家。因此，阻碍个人想要做的贵金属出口贸易就是迫使他用不利于自己和国家的利润较少的其他商品取而代之。但必须指出，我这里仅针对对外贸易方面，因为商人与自己的同胞做生意所赚取的利润以及与殖民地进行的独占贸易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完全是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个人之间的贸易所产生出来的效用价值是唯一的利益。”〔下面几段话与上面所引用的这段话是否矛盾呢？“此外，国内贸易尽管很少被人所注意（因为从业人员五花八门），却是交易量最大的和利润最大的。这种贸易所交换的商品必然是同一国家的商品。”第一卷，第84页。

“英国政府还没有注意到，最赚钱的交易发生在国内。因为所出售的价值和要购买的价值都是由本国生产的，没有这二者，国内贸易就无从谈起。”第一卷，第221页。我将在本书的第二十六章中探讨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401页。这里我看不出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利润之间有什么差别。所有贸易的目的就是提高产量。如果要购买一桶葡萄酒，我得输出用一百天才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所购买到的生金银。但政府禁止生金银的输出，这就迫使我用一百零五天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所购买的商品来换取我想要的葡萄酒，我损失了五天的劳动产品，并且通过我国家也损失了五天的劳动产品。如果这些交易发生在同一国家不同省份的个人之间，在他可以任意地选择用来交换的商品的情况下，个人可以得到利益，国家通过个人也可得到利益。但政府的限制迫使他用最不利的商品购买葡萄酒时，个人和政府都会遭受同样的损失。如果一位制造商用等量资本在煤炭丰富的地方比煤炭稀少的地方生产更多的铁，那么国家就会从这笔差额中受益。如果任何地方都没有丰富的煤炭，如果他进口铁，并用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一种商品换取这种增加量，他便以同样的方式用铁的这种增加量使其国家受益。本书第七章中，我曾努力证明，一切贸易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如果增加产品数量而不是产品价值，都会从中受益。无论我们从事于最有利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或受禁令的约束只得满足于最为不利的贸易，我们得到的价值都不会增加，利润率和所生产的价值都未发生变化，其利益始终围绕着萨伊先生所限定的国内贸易。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获得的利益只是生产出来的效用价值。

[1]1804年10月，第15篇文章，第190页及以下各页。

[2]见本书第217～218页。

[3]《爱丁堡评论》，1804年4月，第197页。斜体为李嘉图所加。

[4]第一版和第二版为“工资的货币价格”。

[5]《国富论》，第四篇，第5章。

[6]《国富论》，坎南版，第二卷，第10～11页。

[7]《国富论》，坎南版，第二卷，第9页。此处以及以下的行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8]《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四篇，第5章，第11页。

[9]李嘉图此处略去了亚当·斯密的一段原文。

[10]亚当·斯密此处用的是“或”。

[11]亚当·斯密：《国富论》，坎南版，第三卷，第二篇，第4章，第11～12页。斜体为李嘉图所加。

[12]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后半部分。

[13]《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二篇，第2章，第311～312页。引文已作删节，斜体字为李嘉图所加。

[14]《国富论》，坎南版，第二卷，第四篇，第5章，第12～13页。

[15]见本书第115～117页和第159～160页。

[16]《国富论》，坎南版，第二卷，第四篇，第5章，第16～17页。此处引文较为自由，几处有省略。

[17]见本书第213页。

[18]第一版和第二版无“高额进口关税和”字样。

[19]第一版和第二版无“短期内”字样。

[20]第一版和第二版无“一切从高昂的市场价格所得到的利益将会终止”字样。

[21]第一版和第二版为“对工业制品或谷物的出口补贴的唯一结果是……”。

[22]坎南版《国富论》，第二卷，第287页注释。

[23]见本书151～152页。

[24]应是第二卷。

[25]见本书第144～148页。

[26]《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27]《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一篇，第10章，第129页。

[28]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上无“我们的这部分”字样。

[29]第一版无此注释。此条目的作者是麦卡洛克，见本书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