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突变对国家食品供给的影响

一个工业大国特别要面临着资本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行业所引起的暂时的逆转和意外。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平衡一致的，它们不受时尚、偏好或善变的念头的影响。食品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食品的需求在所有国家对各种人群必然是连续不断的，而工业制品却有所不同。某一工业制品的需求不仅取决于购买者的需求，还要取决于他的偏好和善变的念头。一个新税种可以毁掉一国在某一工业制品生产中原有的比较优势。受战争的影响，这种商品的运费和保险费也会上涨，致使它再不能与以前进口该商品的国家所生产的当地商品相竞争。这一切都将使这类商品的生产者感到困难重重，毫无疑问，他也会受到某些损失。这种情况不仅会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出现，而且在他们把自己的资本和所能支配的劳动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行业的全过程中出现。

遇到这种困境的不仅是最初发生困难的国家，这些商品的以前出口国也会遇到这种困境。一个国家只有在出口的情况下才有长期进口，或者说只有在进口的情况下才有长期出口。因此，如果发生任何情形长期阻碍一国进口正常数量的外国商品，这个国家必然将减少某些正常出口的商品的生产。虽然由于使用的资本量是一样的，该国的生产总值可能变化甚微，但是产品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充足而低廉，而且资本所投入行业发生的变化会带来很多困难。如果使用10000英镑的资本生产用于出口的棉织品，我们便能进口价值2000英镑的3000双丝袜，但是对外贸易中断时我们不得不从棉织品的生产中撤出这笔资金，用这笔资金自己生产丝袜。假如全部资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们仍可得到价值2000英镑的丝袜，但数量可能不是3000双，而可能是2500双。在资本从棉织品转到丝袜的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许多困难。但尽管我们的年产量可能减少，但却不会对国家财富的价值有很大损害。（“商业使我们在商品产地得到商品，并能把这种商品运往另一商品消费地，这样使我们能够在商品产地和商品消费地的全部差价中增加商品的价值。”——萨伊，《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458页。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附加值是如何加上去的呢？首先是把运费加在生产成本上，然后加上商人垫付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它的生产和运输便花费了很多的劳动，所以与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理由一样，它的价值也增加了。决不能把这一点看成是商业优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时发现，商业的全部优势是我们能够取得更有效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1]）

长期和平以后开始战争或长期战争以后开始和平，一般说来都会给商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它极大地改变了各国资本以前所投入的行业的性质。资本在新的条件下寻求最为有利的投资方向时，大量的固定资本得不到使用，也许会全部损失掉，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这种困难持续的时间的长短要看大多数人是否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的投资行业，通商各国间盛行的荒谬的嫉妒心理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和禁令也拖延了这一时期。

商业突变而引起的困难通常被误认为是伴随国家资本的减少以及社会倒退而产生的困难。也许很难指出正确把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志。

然而，这种困难直接伴随着从战争到和平的这种变化。我们只要知道存在这种因素，就会有理由相信，维持劳动所需的资金只不过是脱离了正常轨道，而在实质上并未受到损害。短暂的痛苦之后，国家仍会再次繁荣起来。还必须记住，倒退状态永远是社会的一种反常状态。人类从青年到成年，然后衰老直至死亡，但这不是国家的发展过程。国家达到最兴盛的状态之后，进一步前进可能确有阻碍，但它们的自然趋势可能永远是继续发展以保持财富和人口永不减少。

在把大量资本都投放在机器上的富强国家里，商业突变所带来的困难要大于那些固定资本比例很小而流动资本比例很高、因而大量工作靠人力来完成的贫穷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把流动资本从所投入的行业中撤出不像撤出固定资本那样困难。把为一个制造业而建造的机器改为用于其他目的的用途通常是不可能的。但一个行业劳动者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所住的处所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行业的劳动者的生活，或者说，同一个劳动者改变其行业时可以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然而，这是一个富足国家必然遇到的弊端，为此而抱怨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好比一个富商悲叹他的船只在海上容易遇险，而他邻舍的茅屋可以免于遭受这些危险是一样的。

甚至连农业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意外，只是程度较低而已。战争在商业国家中会扰乱各国间的通商，经常会阻碍谷物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出口到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大量资本被吸引到农业中，以前进口谷物的国家不再依靠国外。战争一结束，进口障碍得以消除，对本国种植者不利的竞争开始了，而他要退出这种竞争就得牺牲大部分所投入的资本。这时国家最好的政策就是对从国外进口的谷物征税，在一定年限内税额逐渐减少，以此向本国种植者提供逐渐从土地上撤出其资本的机会。（在《英国百科全书补遗》的最后一卷中，[2]“谷物法和贸易条例”下有下面精彩的见解和评论：“如果在未来的任何时期，我们想缩回脚步，使我们有时间把资本从耕种贫瘠土地的用途中撤回，并把这笔资本投入更赚钱的行业当中，我们可采用递减关税税率的办法。外国谷物免征价格从现在限定的每夸脱80先令逐年减少4先令或者5先令，直到港口完全开放，限制制度永远废除时，每夸脱达到50先令为止。当这一愉快情形到来时，就再也不需要以人力强制自然了。国家的资本和工业部门就可以转到那些我们的自然环境、民族特点和政治制度都适合我们去超越他人的工业部门中去。波兰的谷物和卡罗林纳砖原棉将和伯明翰的器皿以及格拉斯哥的棉布相交换。永远保障国家繁荣的真正的商业精神与无知浅薄的垄断政策是不相容的。世界各国正像一个王国里不同的省份一样，不受约束地自由贸易，既能产生普遍利益，也能产生各地区的局部利益。”整个条例都值得注意，富于启发性，写得很精彩，表现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精通。[3]）

如果这样做，国家可能没有最合理地分配其资本，但它所负担的临时税会大大有利于某一特定阶层。在停止进口时，这一特定阶级的资本分配大大有助于食品的供给。如果在危急时刻所做的这种努力在危难结束时有失败的危险的话，那么资本就会避开这种行业。除一般资本利润外，农场主会期望补偿由于谷物突然流入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消费者最需要谷物的旺季，谷物的价格会上涨。上涨原因不仅是国内种植谷物的成本较高，还有他必须在价格中支付为运用这笔资金所面临的特殊风险而产生的保险费用。因此，尽管不惜牺牲资本允许进口廉价谷物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但也许可能征收几年关税的做法是明智的。

在研究地租问题时，我们发现，谷物供给每有增加，致使谷物价格每次跌落时，资本就会撤出较为贫瘠的土地。无需支付地租的较肥沃的土地就会成为决定谷物自然价格的标准。每夸脱谷物为4英镑时，被称做六等的较次土地可能会有人耕种。每夸脱谷物为3英镑10先令时，五等土地会有人耕种。每夸脱为3英镑时，四等土地会有人耕种。以此类推。如果谷物长年丰产，每夸脱降到3英镑10先令时，投在六等土地上的资本就会停止使用。因为只有在每夸脱4英镑时才能在不支付地租的情况下获得普通利润。因此，资本会从六等土地上撤出来生产商品以购买和进口原来由六等土地生产的所有谷物。资本在这种用途中对其所有者必然是有收益的，不然它不能从其他用途中撤出。如果他用所生产的商品购买到的谷物少于他在无需支付地租的土地上获得的收成，谷物的价格就不会低于4英镑。[4]但是有人曾说[5]，资本不能从土地上撤出，这种资本所采取的支出形式是不能复原的，比如施肥、筑篱和排水等都是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么说是对的，但投在牛、羊、干草、禾堆和车辆等上面的资本是可以撤出的。是否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仍要把这些东西投放在土地上，还是将这些东西卖掉并把资本转到其他行业中去，这一直是要考虑的事情。

然而，假如事实如上所说，全部资本都不能撤出，（租用期满后，固定在土地上的任何资本都必然归属于地主，而不能归属于承租人。地主重新租借土地时，对这笔资本所得到的任何补偿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如果用一定数量的资本从外国购买的谷物量超过国内在这种土地上所种植的谷物量，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如果社会条件要求进口谷物，用一定量的资本可获得1000夸脱的谷物。如果用等量的资本在这块土地上能出产1100夸脱的谷物，那么100夸脱必然要支付地租。如果从国外能得到1200夸脱，那么这块地将无人耕种，因为这时它甚至无法提供普通利润率。但无论花在土地上的资本有多大，这都不是什么坏事。这种投资是着眼于增加产品产量。我们应当记住，这正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要取得更多的年产量，即使有一半资本价值损失掉，对社会来说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资本而叹息的人是主张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之人。[6]）农场主不管谷物卖价如何，种植的谷物数量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产量减少对他是不利的，并且如果他不这样使用资本，就不能从这笔资本中获得任何回报。这样就不会进口谷物，因为他宁愿以低于3英镑10先令的价格出售谷物，也不愿完全卖不出去。根据假设，进口商的价格不会低于这一价格。虽然耕种这种土地的农场主无疑会因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下降而受到损失，但是国家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数量没有变化，只是农产品和谷物的售价更为低廉。一个国家的资本是由其商品构成的，各种商品的数量既然仍旧不变，再生产也会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然而，这种低廉的谷物价格仅给不缴地租的第五等土地提供普通资本利润，一切较优等土地的地租都会下降，工资也会跌落，而利润则会上升。

不管谷物价格怎样低廉，如果资本不能从土地上撤出，需求又无增加，那么进口就不会有，因为国内的产量仍旧不变。尽管产品的分配可能不同，某些阶层受益，某些阶层遭受损失，但生产总量是完全一样的，国家整体来说既不会增富，也不会变穷。

但是谷物相对低廉的价格总能产生这种优势，即实际产量的分配更有可能增加维持劳动所需的资金，以利润的名义把更多的资金分给生产者阶层，而以地租的名义分给非生产者阶层的资金将会更少。(www.xing528.com)

即使资本不能从土地上撤出，并且必须在土地上使用，或根本得不到使用，那么以上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如果大量资本能够撤出，显然是能这样做的。那么它撤出的条件就是撤出资本比把资本留在原处给所有者带来的利益更大。因此，只有当它投入到其他方面能给其所有者和公众都带来好处的时候，才能将其撤出。资本所有者同意亏损这笔与土地不能分离的资本，因为用他撤出的那部分资本所获得的价值和农产品要比不亏损这笔资本时价值更大，数量更多。他的情形与花费巨资在工厂里安装机器的人所遇到的情形是相似的，很多新发明使机器在后来得到很大改善，致使他制造的商品的价值大大下降。究竟是放弃旧机器、安装更精良的机器，从而放弃旧机器的全部价值，还是继续利用旧机器较为薄弱的生产能力，这完全是资本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劝说他放弃使用更好的机器，说这样做会减损或者灭失掉旧机器的价值呢？然而，这正是那些希望我们禁止进口谷物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他们说进口谷物会减损或者毁掉农场主永久投在土地上不能撤出的那部分资本。他们没有看到一切商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增加生产。尽管增加生产会有局部的损失，但会增加普遍的幸福。如果要言行一致，他们应该努力阻止农业和工业上的一切进步以及机器的一切发明，因为虽然它们有助于普遍的产品充足，因而有助于普遍的幸福，但它们最初被采用时却总是减损或毁掉农场主和生产者的部分现存资本的价值。[7]（托伦斯少校的《论国外谷物贸易》一文，在论述限制谷物进口的政策失误方面是最为精辟的。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无人反驳，也是无懈可击的。[8]）

特别在商业社会里，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容易受到一种强烈刺激作用下的反作用的影响。因此，当战争阻碍谷物进口时，由此产生的价格上涨把资本吸引到土地上，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利润。这可能会使一国投入的资本和运到市场的农产品数量超过该国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谷物的价格会因过剩而跌落，农业会遇到许多困难，直到平均供给量与平均需求量持平为止，这些困难才能得以解决。

[1]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此处引证的是萨伊的《政治经济学》，1819年，第四版。但此段话已见于萨伊著作的1814年第二版，第二卷，第437～438页。

[2]第三卷，第363页。

[3]第一版无此注释。这一注释和另一注释（见本书第225页括号部分）是根据麦卡洛克的要求在第一版加入的，他是《百科全书》这一词条的作者。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麦卡洛克的信。第七卷，第354页。

[4]此处第一版和第二版为“如果他在不付地租的土地上所种植的谷物多于他所生产的商品购买到的谷物，谷物的价格就不能低于4英镑”。

[5]这里指的是雅各布，他在驳斥李嘉图的“论利润”一文（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第32页）时说：“投在贫瘠土地上的资本不能撤出。”又说：“每一个远离皇家交易所10英里的人都知道深耕、除草、施肥、撒灰和排水等耗费资本的各种形式。”（1815年《致塞缪尔·惠特布雷德函》，第34页。）

[6]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参见李嘉图1820年5月30日对布鲁姆讲演的答复。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五卷，第85～86页。

[7]第一版中无“价值”二字。

[8]第一版无此注释。该注释出处，见本书第66页脚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