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问题：落在资本还是收入上？

赋税是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终是从该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出的。

我们已经说明，一国的资本如何根据其耐久程度的不同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1]但很难界定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差异的起始点，因为资本耐久程度的大小几乎是无限的。一国的食品每年至少一次被消耗掉并被重新生产出来。劳动者服装的消费和再生产也许不会少于两年，而该国劳动者的房屋和家具却可用上十年或二十年。

当一国的年生产量超过其年消费量时，则可说它的资本增加了。如果其年消费量没有被它的年生产量所抵补，则可说它的资本减少了。因此，资本可由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性[2]消费而增加。

当政府的消费由于征收追加税而增加时，如果这种消费是由增加生产或减少人们的消费来偿付的，那么税收就会落在收入上面，国家资本未受任何损失。但如果不增加生产或减少人们的非生产性[3]消费，税收必然会落在资本上。[4]也就是说，税收会使分配在生产性消费上的资本受到损失。（一国的全部产品都被消费掉这一点必须理解清楚。但这些产品是由进行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所消费的还是由不进行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所消费的，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极大的。我们说节约收入增加资本，意思是说，所谓增加到资本中去的那部分收入是被生产性劳动者而非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5]认为资本由非生产性消费而增加的是最为错误的，如果劳动价格高得即使增加资本也无法增雇劳动力，那我就应该说，这种增加的资本仍被用在了非生产性消费方面。）[6]

一国的资本减少，其生产必然会相应地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和政府的非生产性[7]开支持续不变，年再生产量持续减少，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迅速枯竭，贫困和灾难便会随之而来。

近二十年来，尽管英国政府开支数额巨大，但是人民增加生产弥补这种开销还是绰绰有余的。国家资本不仅未受损，反而极大地增加了，现在人民的税后年收入高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人口的增加、农业和运输制造业的发展、码头的修建、无数运河的开通，还有许多其他耗费巨资的事业都是国家资本增加的佐证，都能说明资本和年生产量的增加。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税收，资本的这种增加还会继续。一切税收都能减弱积累能力。税收不是落在资本方面就是落在收入之上。如果税收侵占资本，它必然会相应地减少始终决定该国生产规模的资金。如果税收落在收入上，它或者减少积累，或者迫使纳税者相应地减少以前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8]消费，以便把税款节省下来。有些税所产生的这种效果在其程度上远远大于另外一些税。但税收的巨大危害不在于[9]征税对象的选择，而在于其总体效果的发挥。

税收并不因为课加在资本上就一定是资本税，也不因为课加在收入上就一定是所得税。如果我每年的收入是1000英镑，按规定要缴纳100英镑，那么它确是我的所得税。但如果我继续花费1000英镑，那就是资本税。

我从中获取1000英镑收入的资本可能具有10000英镑的价值。在这笔资本上征收1％的税就是100英镑。如果在完税后，我仍满足于只花费900镑，那么我的资本未受影响。

每个人都想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都想保持曾经有过的最多的财富。这种愿望使大多数税收，无论是资本税还是所得税，都从收入中支付。因此，由于税收的持续或政府开支的增加，除非能使人民按比例地增加资本和收入，否则他们的常年享用品[10]必然会减少。政府应制定政策在人民当中鼓励这样做的意向，决不能使这种税不可避免地落在资本上。因为这样做会损害维持劳动的资金，结果会削弱该国的未来生产能力。

在英国，在征收遗嘱验证税、遗产税及影响财产从死者转移到生者的一切税收中，人们都忽视了这一政策。如果一笔遗产为1000英镑，要缴纳100英镑的税款，那么遗产继承人就会把他所得到的这笔遗产看成是900英镑，就不会有任何特殊的动力从其费用中节省100英镑税款。因此，该国的资本就会减少。但是，如果他实际获得1000英镑，按规定需支付100英镑作为所得税、酒税、马税，甚至仆人税，他一定会减少这笔开支而决非增加，国家的资本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害。

亚当·斯密说：“从死者到生者的财产转移税最终很快地落到了财产继承人身上。土地买卖税完全向卖方征收，卖方几乎总是迫不得已才出售土地，所以必然接受这个价格；买方购买土地很少出于不得已的情况，所以他给出的价格都是他愿意开出的价。他将税和价格一并考虑进土地成本之中。他必须缴纳的税越多，他的给价就越少。因此，这种税收几乎总是落在了穷人身上，因而这必然是相当残酷的[11]和沉重的。”发行债券和借款契约的印花税和登记税都落在了借方身上，实际上由借方支付。对法律诉讼征收的同一类税收落在了起诉人身上。这些税会减少争执双方标的物的资本价值。获得一笔财产所花的费用越大，得到财产时它的净值就越少。对各种财产转移进行征税，只要它减少该财产的资本价值，就往往会减少用于维持劳动[12]的基金。这些税多多少少都有些不经济，它只增加了君主的收入，以人民的资本为代价维持的是君主这些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没有维持人民这些生产性劳动者。[13]

但这不是反对财产转移税的唯一理由，它不能以对社会最为有利的方式分配国家资本。为了普遍的繁荣，给所有财产提供运输和交换的便利条件再多也不为过，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使各种资本流向那些能最好利用这些资本的人手里以增加该国的生产。萨伊先生问道：“一个人为什么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呢？这是因为他看到另一种使他的资金更具生产力的行业。但为什么还另外有人愿意购买这块土地呢？因为他想运用那笔收益极小或原来闲置未用的资本，他也可能认为这笔资本的使用有可改进的方面，因为这种交易致使双方的收入都增加，同时也增加了总收入。但如果交易费用太高阻碍了这种交易，那么它就成了总收入增加的障碍。”[14]然而，这些税是很容易征收的。很多人认为这一点能弥补一些税收的有害影响。

[1]见第15页脚注③。(www.xing528.com)

[2]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无“非生产性”字样。

[3]第一版和第二版无“非生产性”字样。

[4]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本句的剩余部分。

[5]见《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二篇，第3章，第320页。

[6]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

[7]第一版和第二版无“非生产性”字样。

[8]第二版无“非生产性”字样。

[9]第一版中，此段无第一句话，而是“一切税收都妨碍积累，因为所有税收都被认为会妨碍生产，所产生的效果与不良土壤、恶劣气候、技术和勤劳的减退、劳动分工不善或有用机器损失等所产生的效果别无二致。尽管有些税收所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另外一些税收所产生的效果，但必须承认，税收的极大危害不在于……”。这里的改动和实际措辞是由麦卡洛克建议的，见《李嘉图著作及通信集》，第七卷，第353页，麦卡洛的信。

[10]第一版和第二版中“享用品”为“支出”。

[11]亚当·斯密说“常常是相当残酷的”。

[12]亚当·斯密说“生产劳动的”。

[13]亚当·斯密《国富论》，坎南版，第二卷，第五篇，第2章（第1～2章的附录），第346～347页。

[14]萨伊《政治经济学》，1814年第二版，第二卷，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