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扩张尽管会极大地有助于增加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和享用品数量，但它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所有外国商品的价值都是由与之交换的本国土地和劳动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因而如果通过发现新市场，用一定量的本国商品所交换的外国商品增加1倍，我们所获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如果一位商人购买数额达1000英镑的英国商品，并用这些商品换取一定量的外国商品，而这些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上会售得1200英镑。这种运用资本的方式会使他得到20％的利润，但他的收益和进口商品的价值都不会因为所获外国商品数量的多少而有所增减。例如，无论他进口25桶酒还是50桶酒，如果一段时间卖25桶，另一时间卖50桶，其所得都是1200英镑，他的利润不受任何影响。在两种情形下，他的利润会只限于200英镑，即资本的20％。在两种情形下，英国输入的是相同的价值。如果50桶的售价超过1200英镑，该商人的利润率就会超过普通利润率，资本就会自然地流向这个赚钱的行业，直到酒的价格下降使一切恢复到原来水平为止。
的确有人一直认为，在对外贸易中，个别商人有时赚取的高额利润会提高该国的一般利润率，并从其他行业吸引资本参与这一新兴而又盈利的对外贸易行业，这样会使价格普遍提高，因而会使利润提高。权威人士曾说，在需求保持不变时，减少投入在种植谷物、织布、制帽、制鞋等上面所必需的资本，会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高涨，以致农场主、制帽商、织布商、制鞋商和外贸商人都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9章。[1]
持这一观点的人与我的看法一致，即不同行业中的利润有相互一致、进退与共的趋势。我们的分歧是，他们认为普遍上升的利润率带来利润均等；而我则认为，受惠行业的利润将迅速下降至一般利润水平。
因为，除非谷物、布匹、鞋帽等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减少，否则我认为种植谷物和生产商品所需的资本将不会减少。如果需求减少，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提高。购买外国商品所用的英国土地和劳动的产品可能是等量的，也可能或多或少。如果是等量的，那么布匹、鞋帽、谷物的需求与以前一样，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资本将保持不变。如果由于外国商品价格低廉，购买外国商品所用的英国土地和劳动产品将有所减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剩余购买其他商品。如果鞋、帽、谷物的需求比以前增加，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外国商品消费者的收入中有额外部分可供自由支配，以前用来购买较大价值的外国商品的资本也可自由支配，所以谷物、鞋等需求增加时，也意味着获取增加供给量的手段增加了，因此价格和利润都不会持续地上涨。如果有更多的英国土地和劳动的产品用于购买外国商品，那么购买其他商品的机会就会减少，因而鞋帽等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在资本从鞋帽等商品的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同时，必须用更多的资本来生产用以购买外国商品的商品。因此在一切情形下，就价值来说，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的总需求要受该国收入和资本的限制，一个增加，另一个必然减少。如果用来交换等量英国商品的进口葡萄酒增加1倍，英国人或者消费掉双倍数量的葡萄酒，或消费同量的酒再加上更多的英国商品。如果我的收入是1000英镑，每年用100英镑购买1桶葡萄酒并用900英镑购买一定量的英国商品。当葡萄酒价格降至每桶50英镑时，我可能将节省下来的50英镑用来多买1桶葡萄酒或者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如果我多买酒，并且每个饮酒者都这样做，那么对外贸易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出口用以交换葡萄酒的英国商品数量不变。虽然我们所得到的葡萄酒的价值没有加倍，但数量却增加1倍。但如果我或者还有其他人只满足于以前的葡萄酒数量，英国商品的出口量就会减少，饮酒者要么消费以前曾出口的商品，要么消费他们喜爱的其他商品。这些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本供给来自于对外贸易游离出来的资本。
积累资本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减少消费。如果我的支出保持不变，而利润从1000英镑涨至1200英镑，那么我每年的积累就会比以前多200英镑。如果利润不变，我从支出中节省200英镑，其结果是一样的，即我的资本中每年都增加200英镑。当葡萄酒的利润率从20％涨到40％时，葡萄酒进口商购买英国商品的花费不是1000英镑，而是857英镑2先令10便士，而用这些商品换回的葡萄酒售价则仍然是1200英镑。如果他仍想用1000英镑购买英国商品，就必须把酒的价格提高到1400英镑，他所获得的资本利润率就是40％，而非20％。但是，如果由于用他的收入所购买的一切商品价格低廉，他和所有消费者一样从以前支出的每1000英镑中可以节省200英镑的价值，那么他们就会更有效地增加国家的实际财富：一方面，储蓄是收入增加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支出减少的结果。
如果由于采用机器，用收入购买的一般商品价值下降20％，那么我储蓄的效果与我的收入增加20％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在前一种情形下，利润率是不变的；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利润率则提高了20％。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廉价外国商品的进口，我在支出中节省了20％，其效果与机器降低生产费用是一样的，但利润不会增加。
尽管市场扩展可以同样有效地增加商品总量，从而使我们能够增加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和劳动所使用的原料，但利润率的提高却不是市场扩展的结果。由于劳动分工更为合理，由于各国都生产适合于本国国情、气候、其他自然优势或人为优势的商品，并且由于将这些商品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交换因而使我们的享受增加，这对人类的幸福来说，其意义就和我们享受由于利润的提高而得到的增进是一样重要的。
本书中，我始终努力证明，只有工资下降利润率才能提高；只有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价格下降，工资下降才能持续。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的改进，劳动者的食品和各种必需品以低价运送到市场利润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自己种植谷物，不自己生产劳动者所穿的衣服和所用的必需品，而发现了一个能以更低价格向我们供应这些商品的新市场，那么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机器的改进，能以更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商品，而这些商品为富人所消费，那么利润率就不会发生变化。虽然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和其他昂贵商品的价格会下降50％，但工资率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利润会保持不变。
由于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用所得收入所购买的商品的数量和品种，并且大量的廉价商品刺激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因而对外贸易极大地有益于国家。但是，除非进口商品是属于用劳动者的工资所购买的那种商品，否则对外贸易就不会有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
有关对外贸易的讨论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劳动分工的更加合理、机器的发明、道路和运河的修建、商品制造和运输方面节省劳动的各种手段，都不能提高利润率。这些是影响价格的原因，对消费者极为有利。因为它们使消费者用同样的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交换到更多使用改进手段而生产出来的商品。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利润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劳动工资的每次下降都提高了利润，但对商品价格没有影响。一种情况有利于各阶层，因为各阶层都是消费者；而另一种情况只有利于生产者，他们的收益增加，但一切商品的价格依旧不变。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的收益与以前一样，但他们所购买的每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却在减少。
决定一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决定两国或多国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各国都必然地将其资本和劳动用于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这种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同整体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奖励勤奋、奖励智巧和有效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能够最有效并最经济地分配劳动。通过提高生产总额，让人们都受益，用相互利益和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结合成一个大同社会。正是由于这一原则，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
一般说来，同一国家的利润总是处于同一水平，或其差异只是存在于资金使用的安全和适度方面，但不同国家间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如果约克郡的资本利润超过伦敦的资本利润，资本就会迅速地从伦敦转移到约克郡，致使利润均等。但如果英国由于资本和人口增加致使土地生产率降低，因而工资提高而利润下降，资本和人口就不会从英国流向荷兰、西班牙或者俄国。
如果葡萄牙与其他国家没有商业联系，就不能把大部分资本和劳动投入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并用葡萄酒从他国购买本国使用的布匹和金属制品，它必须用这笔资本的一部分生产这些商品，而这样获得的商品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差一些。
葡萄牙交换英国布匹所用的葡萄酒数量不是由各国生产时所投入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与如果两种商品都同在英国或葡萄牙生产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英国的情况可能是生产布匹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可能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看到了进口葡萄酒的利益并通过出口布匹来购买葡萄酒。
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仅需要80人一年的劳动，而生产布匹则需要90人一年的劳动。因此，出口葡萄酒换取布匹对它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所需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易也可能发生。虽然它能用90人的劳动生产布匹，但它仍会从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布匹的国家进口布匹。因为它宁愿把资本投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并以此从英国换取更多的布匹，也不愿意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生产布匹。
英国将以100人的劳动产品换取80人的劳动产品。这种交易不会发生在同一国家的个人之间。100个英国人的劳动不能与80个英国人的劳动相交换，但是10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却能与80个葡萄牙人、60个俄国人或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一个国家和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只要想想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寻求更有利用途的困难和资本在同一国家中从一省转到另一省的快捷，这一点就很明确了。（由此可见，一个在机器和技术都有极大优势并能用比邻国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更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出口谷物的国家所需的劳动少，仍然可以用这些商品换取本国消费所需的那部分谷物。假设有两人既能制鞋也能制帽，其中一人在两个行当上比另一人都强，制帽时他超过另一人的1/5，即20％，制鞋时他超过1/3，即33％。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较弱的人专门制帽，这对双方不是都有利吗？[2]）
在这种情形下，葡萄酒和布匹都在葡萄牙制造，因而投在织布上的英国资本和劳动都流向葡萄牙，这无疑有利于英国的资本家和两国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受同一原则支配，好像一种是约克郡的产品，而另一种则是伦敦的产品一样。在任何其他情形下，如果资本能自由流向最盈利的国家，利润率就不会有差异，商品的实际价格或劳动价格也不会有差异，只是把商品运送到不同的销售市场时所需追加的劳动量有差异。
不过，经验表明，资本不在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之下所产生的想象中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每个人不愿离开故土的自然倾向、将自己已有的习惯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新法律之下的不情愿，这种种因素都阻碍着资本的外流。这些情感因素使大多数有产者满足于本国的低利润，而不愿到外国为其财富寻找利润更高的途径。我个人很遗憾地看到这些情感的强化。
选用金银作为一般流通媒介，通过商业竞争，金银分布于世界各国，其分配比例能够适用于假定不存在金银，国际贸易纯粹是易货贸易时所出现的自然交易情况。
所以，如果布匹在葡萄牙售出时所得的黄金购买的商品价值低于布匹出口国的价值，那么布匹就不可能进口到葡萄牙。如果葡萄酒在英国售出时所换取的商品价值不高于葡萄牙的商品价值，那么葡萄酒就不可能进口到英国。如果这种贸易是纯粹的易货贸易，只有在英国通过生产布匹而非种植葡萄，使布匹十分便宜以致用一定量的劳动获取更多的葡萄酒的情况下，或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情况时，这种贸易才能继续下去。现在，假设英国发现了一种制葡萄酒的方法，因而在本国制酒比进口酒对它更有利，它必然会将资本从对外贸易转向国内贸易，它将停止生产出口的那部分布匹而自己酿制葡萄酒。这两种商品的货币价格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在英国布匹保持原价时，葡萄酒跌价，而在葡萄牙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不发生变化。英国在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出口布匹，因为布匹在葡萄牙的售价高于英国，但是用来换取布匹的是货币而非葡萄酒，直到英国的资本增多和外国的资本减少到足以影响两国的布匹的相对价值，并使布匹出口无利可图为止。如果酿酒方法有了极大的改进，两国互换行业对双方都有利。英国酿制两国消费的所有葡萄酒，而两国消费的所有布匹都由葡萄牙生产。但这样只有通过金银的重新分配才能奏效。应该使布匹价格在英国提高而在葡萄牙下降。由于葡萄酒酿制方法的改进所取得的实际利益，英国葡萄酒的相对价格将会下跌。也就是说，它的自然价格会下降。由于资本积累，布匹在英国的相对价格也会上涨。
假设在英国酿酒方法改进以前，每桶葡萄酒的价格是50英镑，一定量的布匹价格为45英镑。而在葡萄牙，同量葡萄酒的价格为45英镑，同量布匹的价格是50英镑，那么葡萄牙出口葡萄酒会获利5英镑，英国出口布匹也会有相同的盈利。
假设酿酒方法改进后，在英国葡萄酒价格下降到45英镑，而布匹价格不变。商业上每笔交易都是独立进行的。一位商人能在英国用45英镑购买布匹，并能在葡萄牙出售获取一般利润，他就会继续从英国出口布匹。他的业务仅是购买英国布匹，而把他用葡萄牙货币所买到的汇票用来支付价款。至于他的货币下落如何，对他一点儿不重要：汇票寄出后，他的债务已清。他的交易无疑由他所取得汇票的条件所决定，但这些条件他当时已经知道，至于影响汇票市场价格或汇兑率的原因，他是不会考虑的。
如果市场有利于葡萄牙将葡萄酒出口到英国，葡萄酒的出口商就是汇票卖方。购买汇票的人是布匹的进口商，也可能是把汇票卖给他人的人。因此，货币不必从任何一国流出各国的出口商就都能得到自己商品的货款。不用相互直接交易，葡萄牙进口商所支付的货币就会支付给葡萄牙的葡萄酒出口商。在英国，通过同一汇票的议付，布匹出口商有权接受从葡萄酒进口商那里得到的布匹的价值。
但是，如果葡萄酒的价格使葡萄酒不能出口到英国，布匹进口商还会同样购买汇票，但汇票就会涨价。因为汇票卖者知道，市场上没有反方向的汇票可以最后结算两国间的交易。他可能知道，交换汇票他所得到的金银币必须实际输出给英国的往来客户，以便偿付他授权他人向自己提出的付款要求。因此，他在其汇票的价格上加上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及一般公平的利润即可。
如果发生在英国的汇票加价与进口布匹的利润相等，进口必然停止。如果汇票加价仅是2％，要偿还英国100英镑的债务，在葡萄牙要支付102英镑。价值45英镑的布匹可在葡萄牙卖上50英镑，那么还要进口布匹，还会有人购买汇票，货币还要外流，直至葡萄牙的货币减少，英国的货币增加，直到产生的这种价格情况使继续进行这种交易不再有盈利为止。
但一国货币的减少，另一国货币的增加，不会只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影响所有商品的价格。因此，葡萄酒和布匹的价格在英国都会涨价，而在葡萄牙都会跌价。布匹在英国的价格是45英镑，而在葡萄牙则是50英镑。在英国价格可能涨至45英镑或47英镑，而在葡萄牙则可能跌至49英镑或48英镑。因此在支付汇票上加价后，所得利润不足以吸引任何商人进口布匹。
因此，分配给各国的货币数量正是调整盈利的易货贸易所需的数量。英国出口布匹以换取葡萄酒，因为这样做会使其工业的生产效率更大，它所得到的布匹和葡萄酒会比它自己生产这两种商品所得的要多。葡萄牙进口布匹并出口葡萄酒是因为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对两国都有益处。如果英国生产布匹更加困难，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更加困难，或者英国生产葡萄酒更为便利，而葡萄牙生产布匹更为便利，那么这种贸易必然立即停止。
假设葡萄牙的情况无任何变化，但英国发现在葡萄酒生产上它所雇用的劳动有更大的生产效率，那么两国间的易货贸易会立即发生变化。不仅葡萄牙的葡萄酒出口会停止，还会引起金银的重新分配，并且它的布匹出口也会受到妨碍。
两国也许会发现自己生产葡萄酒和布匹更有利，但会产生一个奇异的结果：在英国，虽然葡萄酒价格低廉，但布匹价格会上涨，消费者支付更多的价款；而在葡萄牙，葡萄酒和布匹的消费者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在生产方法已经改进的国家，物价会提高；反之，则物价会下跌。(www.xing528.com)
然而，这对葡萄牙来说仅是表面利益，因为该国所生产的布匹和葡萄酒的总量都会减少，而英国的产量会增加。两国的货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英国，货币价值会降低，而葡萄牙的货币价值会提高。用货币来计算的葡萄牙的总收入会有所减少，而英国的总收入却有所提高。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制造业的进步都会改变世界各国间贵金属的分配：它使进步的国家商品量增加且使一般价格上涨。
为使这一问题简单化，我一直假设两国贸易只限于两种商品——葡萄酒和布匹。但众所周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进出人于进出口项目单中。由于一国抽取货币，另一国积累货币，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受到了影响，因而便鼓励了货币之外的更多商品的出口。这样做使得在其他情形下对两国货币价值都产生极大影响的因素得以防止。
除工艺和机器的改进外，有各种其他原因始终影响贸易的自然过程，并扰乱货币的均衡和相对价值。出口津贴和进口补贴、商品新赋税，时而直接又时而间接地扰乱自然的易货贸易秩序，因而出口或进口货币就成为必要之事，以便使价格适合于商业的自然过程。这种效果不仅在有这种干扰原因的国家里出现，而且它在商业社会的每个国家里都或多或少地出现。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不同国家不同货币的价值。它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本国商品以及体积大而价值相对较小[3]的商品价格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那些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则影响程度较高。如果两国的人数恰好相等，所耕种的土地肥力同等，数量相同，所具备的农业知识也一样，那么在制造出口商品中使用更好工艺和机器的国家里，农产品的价格最高。利润率可能有差异，但差异却很少。因为工资或者说劳动者的实际报酬在两国可能相等，但由于工艺和机器上的优势，大量货币进口以换取其他商品，这类工资和农产品用货币计算都会较为昂贵。
在这两个国家中，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质量占有优势，而另一国家生产另一种质量的商品占有优势，那么贵金属就不会明显地流入任何一国。但如果一国占有绝地优势，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本书的前面，为论证之目的，我们曾假设货币价值始终不变。现在我们正努力证明，除货币价值的一般变动和整个商业社会的共同变化外，货币还会在具体国家中发生局部变化。事实上，任何两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决不会相同，因为它取决于相对赋税制度、生产技术、气候条件、自然产品及其他因素。
尽管货币不断地发生这种变化，因而大多数国家共有的商品价格也有极大的差异，但是资本的流出和流入都不会影响到利润率。资本不会因为流通媒介增加而增加。如果一国农场主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和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比另一国高20％，如果同时他的资本的名义价值高20％，那么尽管他的农产品售价上涨20％，其所获利润率也是相同的。
我再三强调利润取决于工资，但这种工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它不取决于每年给劳动者支付的英镑数额，而取决于获得这些英镑所需的劳动天数。因此，尽管两国中其中一国的劳动者每周得到10先令，在另一国每周得12先令，但两国的工资恰好相等，工资对地租的比例及在土地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同。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所有国家的产品都相似，都是体积大而最有用的商品，各国的货币价值主要取决于它们与生产贵金属的矿山的距离。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工艺的改进，各国有了自己的制造业。虽然与矿山的距离还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贵金属的价值则主要由制造业的优势所决定。
假设所有国家都只生产谷物、家畜和粗糙的衣物，并且只有通过出口这些商品才能从产金国或存金国获得黄金。黄金在波兰的交换价值自然要比在英国大，因为运送谷物这样大体积的商品，路程越远费用越大，因而把黄金运送到波兰的费用也更大。
尽管英国比波兰的土地更为肥沃，劳动者的技能和使用的工具都强于波兰，因而生产谷物的各种条件要比波兰优越得多，但是两国的黄金价值差异，也就是两国谷物价格的差异还会存在。
不过，如果波兰第一个改进其制造业，能生产一种普遍需要而又体积小价值高的商品，拥有某种普遍需要而他国又没有的自然产品，那么它就能用这种产品换得更多的黄金，这会影响到其谷物、家畜和粗糙衣物的价格。距离矿山远这一不利条件可能会由于具有价值更大的出口商品这种有利条件很好地得到弥补。在波兰，货币价值始终比在英国要低；反之，如果英国拥有技术和机器优势，除以前存在的原因外，还有另一原因使黄金在英国的价值比在波兰低，而谷物、家畜和衣物的价格却很高。
我认为支配世界各国货币相对价值的只有上述两个原因。因为赋税虽然会扰乱货币均衡，但它之所以有这种影响是由于课税使一些国家丧失了技术、工业和气候的一些优势。
我一直认真仔细地研究货币的低价值和谷物或用货币进行比较的其他商品的高价值之间的差别。一般来说，这两者被看成是相同的。但是很明显，当每浦式耳谷物价格从5先令涨到10先令时，其原因不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是由于谷物价值的上涨。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我们必然要连续不断地耕种质量越来越差的土地，所以谷物对其他物品的相对价值必然上涨。因此，如果货币价值持续保持不变，谷物就可交换出更多的这种货币。也就是说，谷物的价格会上涨，制造业机器的改进也会导致谷物价格上涨，这些改进使我们能够以特殊优势生产商品。由于货币会因此而流入，所以其价格会下降，所换取的谷物会减少。但是，谷物价格上涨所产生的高价与货币价值下降所产生的高价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种情形下，工资的货币价值都将上涨。但如果其原因是货币价值下跌，不仅工资和谷物，而且所有其他商品都会涨价。如果制造商支付更多的工资，他从工业制品中也能获取更多且利润保持不变。但当生产困难造成谷物价格上涨时，利润则下降，因为制造商要支付更多的工资，并且不能以提高工业制品的价格来补偿自己。
采矿设备的任何改进都使贵金属的生产劳动量减少，使货币价值普遍下降。因此，它在各国中所能交换的商品减少。但当任何特定国家在制造业中占有优势，以致使货币向其流入时，其货币价值都会比其他国家低而谷物和劳动价格将相对较高。
货币的这种较高价值不会在汇兑上表现出来。虽然一国的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比另一国高10％、20％或30％，但汇票会继续以平价兑付。在我们所假定的情况下，这种价格间的差异是自然现象。当足够量的货币流入制造业优良的国家，使该国的谷物和劳动价格得以提高时，汇兑才能是平价的。如果外国禁止货币出口，并且能够成功地实施这一法律，它们确实能够防止该工业国家谷物和劳动价格的上涨。因为假如不使用纸币，那么这种上涨只能发生在贵金属流入以后，但它们却不能防止汇兑产生的不利影响。如果英国是这样的工业国，防止货币进口是可能的，那么它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就会有5％、10％或20％的不利兑换率。
无论什么时候货币流通被强迫停止，货币不能稳定在适当水平上，汇兑行情的变化都是无限的。其效果类似于把持票人不能兑换的纸币强行进行流通。这种货币必然局限于货币发行国：这种货币太多时，它也不能普遍地分散到其他国家，流通的均衡状况遭到破坏。汇兑对纸币数量过多的国家必然是不利的：在使用金属货币情形下，当贸易流量促进货币向他国流动时，如果通过强制手段，用无法规辟的法律，使货币保持在一个国家，其效果也是一样的。
如果各国恰好拥有自身应有的货币量，那么货币价值在各国确有不同。因为对于许多商品来说，可能有5％、10％甚至20％的差异，而汇兑却是平价的。英国的100英镑或价值100英镑的白银将会在法国、西班牙或荷兰买到100英镑的汇票或价值100英镑的白银。
谈到不同国家的汇兑及货币的比较价值时，我们决不能用各国用商品估计的货币价值。汇兑绝不是由按谷物、布匹或其他任何商品所估计的货币价值所确定的，而是由按他国货币所估计的一国的货币价值所确定的。
通过把它和两国共有的某种标准加以比较也可确定汇兑。如果在英国兑付100英镑的汇票在法国或西班牙购买的商品与在汉堡兑付等额汇票所购买的商品数量相同，那么英国和汉堡之间的汇兑就是平价的。但如果在英国兑付的130英镑的汇票所购买的商品与在汉堡兑付100英镑所购买的商品数量相等，那么汇兑对英国来说就有30％的不利差价。
在英国100英镑的汇票可以购买荷兰101英镑的汇票或提款权，在法国可购买102英镑，在西班牙可购买105英镑的汇票或提款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荷兰的汇兑有1％的不利差价，对法国有2％的不利差价，对西班牙有5％的不利差价。它表明这些国家的货币水平高于其应有的水平，通过减少这些国家的货币量或增加英国的货币量，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英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就会立即恢复平价。
有人认为我们的货币在近10年时间里贬值了，10年来英国的汇兑有从20％到30％的不利差价。这些人并没有像人们责备的那样认为，货币与各种商品比较时，货币在一国的价值高于在另一国的价值。但他们确实认为，当英国的130英镑用汉堡或荷兰的货币估计，其价值不高于100英镑的生金银[4]时，除非这130英镑贬值，[5]否则它就不可能保留在英国。
将成色十足的英国英镑寄往汉堡，即使费用为5英镑，我在汉堡仍然拥有125英镑。除非我的金镑不是成色十足，不然我怎么能同意用130英镑购买一张在汉堡只能得到100英镑的汇票呢？——这些英镑有了损耗，其内在价值降到低于汉堡的金镑。如果寄至汉堡的实际费用为5英镑，那么它仅能售得100英镑。用成色十足的金镑，无人能否认我的130英镑在汉堡会得到125英镑。但用纸币130英镑，我只能得到100英镑。然而，有人认为130英镑纸币与130英镑金币或银币具有相同的价值。的确，有些人更为合理地主张，130英镑纸币与130英镑金属币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但他们认为，是金属货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而不是纸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把贬值一词的含义限定在价值的实际下降上面，而非货币价值与法定本位货币之间的相对差异上面。以前，100英镑英国货币与100英镑的汉堡货币具有相同的价值，并能够购买100英镑的汉堡货币。在其他任何国家，在英国兑付的100英镑汇票或在汉堡兑付的100英镑汇票能够购买恰好等量的商品。最近，我得用130英镑英国货币才能购买到相同的东西，而在汉堡用100英镑汉堡货币就能买到。如果英国货币的价值与以前相同，那一定就是汉堡货币升值了。但证据在哪里？如何确定究竟是英国货币贬值还是汉堡货币升值呢？没有确定这一问题的标准。它是一个无法证明、既不能绝对肯定也不能断言否定的问题。世界各国一定早已相信，没有任何绝对确切可供比照的价值标准，因此才选择了一个大体上比其他商品变化较少的媒介。
只要这一法则不变，只要仍未发现某种其他商品可用来作为比现有标准更为完美的标准，我们就要遵循这一标准。黄金是英国唯一的价值标准，当1金镑与5本尼威特（英美金衡单位——译者注） 和3克朗的标准黄金具有的价值不相等时，无论黄金的一般价值是涨还是落，货币都是贬值的。
[1]坎南版，第一卷，第95页。
[2]亚当·斯密：《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四篇，第2章，第422页，关于裁缝和制鞋者的论述。
[3]第一版无“而价值相对较小”字样。
[4]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无“的生金银”字样。
[5]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无“除非这130英镑贬值”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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