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环境政治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本身也存在许多局限，如淡化阶级和国家利益，非暴力原则，主张手工劳动取代现代化大生产，否定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无政府主义价值取向等思想都带有超越现实的空想性，具有一些乌托邦成分，但是去除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中的局限和乌托邦成分，它仍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政治理论发展有很多启示。

第一，坚持系统论原则，从多角度分析、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西方环境政治从系统思维出发，提出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的系统，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统一和谐，指出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如绿党的绿色政治学理论认为世界包含着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思维系统、人工系统、复合系统五大系统，五个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各部分相互影响和制约，必须用系统的、全局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应该把各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寻求答案，提出了生态优先原则，并把它作为其核心原则。社会党环境安全理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给人类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环境逐渐恶化必将带来人类政治冲突甚至战争，因此，提出最突出的政治矛盾是环境恶化与人类生存发展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按照整体性思维和系统论原则，环境问题的产生必然带来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同时寻求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应该从多方面寻找解决之道，特别是只有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协调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政治体制优势，统筹各个方面，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强调基层民主，扩大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政治参与。首先，西方环境政治理论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环境政治的目的就是维护西方公众乃至全人类的环境权利和生态利益，它强调公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治参与的权力，强调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因此民主政治是西方环境政治的基础，同时环境政治也对民主政治提出更高要求。美国学者丹尼尔·A.科尔曼指出：“能否以民主的方式赋予公民实现变革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否把对地球的爱护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同时，他更强调基层民主“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被称为直接或参与型民主。因这一过程让广大民众介入日常生活，人们也称之为基层民主”。^[2]绿党的绿色政治学理论更是突出强调基层民主，把基层民主作为其五项基本原则，绿党的基层民主原则更激进地强调直接民主，要求通过实行直接民主让公民直接参与环境政治的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基层民主的政治学意味着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基层的决定在原则上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我们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3]西方社会党的环境安全理论及其相关的政策主张也明确强调“民主的统治是实现环境方面健全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环境政策制定要以“民主的原则为出发点”，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参与和基层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基层民主就是把主要权力都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分散化和基层自治，也就是实现“非上层强迫下面的，而且由社会最底层发展起来的，遍及社会每一个基层的民主”，让广大公众真正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决策的权力。其次，西方环境政治理论和实践都充分凸显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从参与个人主体来说，正是西方个体自发的游行示威等政治参与推动了西方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和绿党的产生以及生态政治理论的发展，这些个人主体既有政治精英也有普通公民；从参与的政党主体来说，既有在环境运动中产生的“绿党”，也有后期在绿党影响下变革绿色思维的“红党”（共产党、工党和社民党等左翼政党）、“黑党”（右翼政党）纷纷适应选民需要提出绿色政治主张，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从参与的社会团体来看，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和环境政治思想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治理相关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社会团体以缓解环境危机为诉求，实现全球生态平衡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至今部分社会团体已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些环境政治组织的崛起，为缓解全球生态危机，达成全球生态保护共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环境政治已经不再是传统政治那样以某个阶级、民族或其他社会分层为主体，而是以绿色价值或环境问题分野为纽带，超越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左与右的政治，是一个包含着广泛社会层面和政治主体的全新政治，它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以公民广泛政治参与为动力。西方环境政治强调的民主政治、基层民主和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促进了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推动了环境治理的实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环境恶化的趋势。借鉴西方环境政治的经验，在国内环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坚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扩宽公民环境政治参与渠道，坚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参与渠道，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培育环境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环境责任意识，实现环境政治决策的民主性、有序性和合理性，创建公民积极参与、全社会协同共治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总之，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是环境政治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深远意义在于对传统政治观念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国际关系准则等方面的质疑，它与当代西方环境运动相辅相成，促使人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化解全球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郇庆治指出：“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因而并非普遍性的范本。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甚至贬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成功经验。”^[4]虽然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在对西方环境政治理论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有益启示和借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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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3]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

[4]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