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和环境运动的开展,环境安全作为新的国家安全观被提出来。发展至今,环境安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类型中研究较多的一种安全领域。环境安全的内涵丰富,自提出起就众说纷纭,迄今为止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关于环境安全的概念主要有狭义的环境安全概念和广义的环境安全概念。狭义的环境安全仅仅把研究对象限定在自然生态系统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认为环境安全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有序,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的安全状态。广义的环境安全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还包括经济生态安全、社会生态安全,从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来认识环境安全问题,其中最经典的当数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提出来的定义:环境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生态安全系统。从根源上讲,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生产方式和异化消费所导致,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掠夺自然所引发,形式虽然表现为外在于经济社会的生态系统的失衡和自然环境的失调,实质却和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脱不了干系,其影响也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还关乎整个人类生存延续的物质基础的安全,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危机。因此,仅从狭义层面理解环境安全实在有所欠缺,应该把环境安全置于整个人类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系统中来考虑。
关于环境安全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1977年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该书率先将环境问题明确纳入国家安全范围,明确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同时对环境安全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环境安全的研究快速发展,其中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该组织于1987年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超出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而要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的破坏。”该报告使环境安全问题获得了世界性关注。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制定了“阿佩尔计划”(APELL)即“地区应急事故的认识与防备计划”,计划中明确提出了“环境安全”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安全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1年,美国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环境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1997年,美国学者诺曼·迈尔斯在其撰写的《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中论述了环境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提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环境的破坏,环境安全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安全,如果环境基础不断破坏,那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将会衰退,政治制度也将不稳定。21世纪前后在大量关于环境安全研究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大量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对环境安全展开专门研究,出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推动了环境安全走上政治议程。如1999年,北约发布了《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加拿大发布了《环境,短缺和暴力》;2000年,德国发布了《环境和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美国发布了《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等等。
西方社会党的环境安全理论是环境安全问题研究的佼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全球环境危机,在西方国家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党,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环境政治理论,形成社会党环境安全理论,成为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失业率激增、经济持续增长乏力等,使得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在绿党勃兴以及绿色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况下,西方传统政治思维和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追求生态平衡成为社会需求,传统的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社会党执政根基受到严重冲击,党员数量不断减少,选举得票率持续降低。为了适应一系列客观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党开始扩宽政党目标和政策主张,改变过去仅仅局限于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普遍异化的批判,不仅开始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把领域拓宽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把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与失业、共同安全和经济公正相同关注的地位,把四者作为其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四个政治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安全理论。西方社会党提出环境安全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再次赢得了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政党的地位,同时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批判,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
社会党环境安全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当代主义的政治矛盾主要表现为环境退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矛盾,环境破坏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给人类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环境安全理论指出环境破坏带来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环境退化可能导致冲突,随着环境逐渐恶化,人类健康、生产资源、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将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极可能外化为政治冲突。二是人类争夺原料和自然资源必将导致冲突和战争,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持续的环境退化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断丧失,必将导致更多的争夺资源的人类冲突甚至是战争。三是最大的环境安全威胁来自战争,尤其是核战争。国家间核军备竞赛加大了核战争的风险,核战争将极大地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导致全球安全危机。(www.xing528.com)
社会党环境安全理论主要坚持几个方面的理念: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最突出的政治矛盾即环境恶化与人类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化解生态危机作为政治的首要方向。二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可能性。环境安全理论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极限理论悲观主义,而是认为通过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可以化解全球环境安全威胁。三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不平等问题,社会党严厉指责发达国家产业与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环境威胁输出”,将本国早已禁止的有毒或危险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处理,批评发达国家这种行为是当代的“环境殖民主义”。因此,他们要求消除极化竞争,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一个普遍的全球环境安全共同体。
社会党对资本主义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市场和消费的无序扩张进行了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消费价值观,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具有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欠缺价值性。社会党要求摒弃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原则,提倡价值观的生态变革,要求用生态文化代替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强调经济增长应该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相协调。在生态危机背景下,社会党还对劳动的含义和意义进行了重新考察,对劳动价值的生态意蕴进行了阐释,指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劳动的结果与人类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劳动不仅仅是创造社会财富,还应该促进人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不能损害自然环境,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人实现社会化的渠道,应该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党还强调为了摆脱生态危机,必须坚持政治民主,认为“民主的统治是实现环境方面健全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判定社会需求,实现社会监督,实现生态平衡。另外,社会党还尤其注重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认为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充分利用好环境政策工具,环境政策要以“民主的原则为出发点”,其侧重点应放在预防环境退化方面,而不是在如何修复已经破坏的环境方面。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社会党提出环境安全理论虽然是为了顺应时代变化,谋求巩固执政基础而作出的迫不得已的战略选择,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逐步重视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体现着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价值取向,但是不可否认社会党提出的环境安全理论及其相关的政策主张对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从理论上来讲,社会党的绿色转型,从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生态批判,提出绿色生态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纲领,形成环境安全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促进了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发展。从实践层面上讲,社会党通过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绿色价值的吸纳,政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巩固,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环境危机事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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