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产业革命兴起，由于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社会急需大量技工和职业人才。为了更好地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本政府于1893年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和《简易农学校规程》，1894年颁布了《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1]，1899颁布了《实业学校令》，提倡兴办实业学校和职业教育，希望借此培养大量熟练工和技术工。此后又陆续颁布了《工业学校规程》《农业学校规程》《商业学校规程》《商船学校规程》，职业学校数量开始迅速增加。
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迎来产业革命大发展时期，各地都开始兴办大规模的工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的电气、机械、化工、造船等工业部门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当时的工业学校偏重于具有手工业色彩的工业教育，这显然不能适应新兴工业发展的需求，故在新兴企业内部涌现出一批企业自办学校，专门教授本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以弥补工业学校发展的不足。此间有的企业并不满足于培养普通职工，开始培养少数高级优秀员工。二战来临之前，日本国内试图从战备和经济方面保证战争所需，但机械工人的极度短缺阻碍了其重工业的发展，技工短期培训作为补充劳动力的应急措施应运而生。很多只有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被招募进企业，经过大概6个月的短期脱产教育，即速成为能应付基本机械操作等工艺需求的技术工人。191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工厂法》，这是最早与职业训练有关的法律，它在工厂、雇佣工人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192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青年学校令》，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的教育培训，多数企业按照该法令设置企业教育培训设施。到了1935年，以见习工教育为目的的企业教育培训设施几乎全部以《青年学校令》为依据进行设置。同时，在企业教育培训设施中逐渐增加了带有体育、娱乐等福利色彩的设施[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妄图构筑 “大东亚共荣圈”，国内为了支持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再生产，迫切需要劳动力，尤其是为了确保军工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日本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工厂企业技术培训令》，规定企业有义务培训技工，培训内容包括思想教育、工人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且培训期限为3年[3]。《工厂企业技工培训令》成为日本企业教育培训进入划时代发展的标志。随着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侵略的不断加深，日本产业特别是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培训大量骨干员工，除了实业学校培养的技术骨干员工以外，政府开始着手将企业教育培训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不允许企业自由安排教育和培训[4]。(www.xing528.com)
1917年日本设立了直属内阁的、以研讨长期课题为目的的咨询机关“临时教育会议”，文部省根据其提交的诸多咨询报告制订教育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教育政策成为日本综合性国家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生思想的变化，1931年7月日本设立了“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审议、分析学生的思想问题[5]。1937年12月10日，日本政府成立教育审议会，审议全部教育制度内容的更新、振兴、改革的基本方针，它与临时教育会议成为强有力的文教政策审议机关[6]。1942年5月9日，日本撤销教育审议会，在内阁设立“大东亚审议会”，策定处于“大东亚建设”中的文教政策，该机构完全被军国主义所左右[7]。教育审议会要求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须与国内外发展形势相吻合，而当时主导日本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恰恰是军国主义，结果日本的国民经济被完全纳入战争轨道，以培训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为主要任务的企业培训也受到很大负面影响。在军国主义影响下，战争时期日本的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高度重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所需人才的培养，努力构建与战争时期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且以工业教育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二是企业培训呈现出军事化特征，企业培训政策逐渐背离了提高员工技术能力的目标，由日本政府修订的《实业教育规程》充满了浓重的军事化色彩，将企业培训完全纳入为全面侵略战争服务的军事轨道上。此间日本企业培训的良性发展严重受阻，企业培训成为日军侵略战争的工具之一[8]。在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影响下，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的各级、各类企业培训几乎都陷入了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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