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转轨与公共政策的紧密衔接：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

在以雇主为主所发动的劳动关系自主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适时的衔接对于克服劳动关系系统的惯性是极其重要的，这能够在有市场压力及企业家自主发动的劳动关系转型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使公共力量适时地介入并干预转型过程，来最大化地克服系统的惯性，将转型的阻力降到最低。事实上，也只有公共政策具有快速、强制性地克服惯性的力量，相比之下，市场力量是缓慢的。公共力量的有效衔接能够在转型进入到关键时期实行真正的互补策略二，即集体劳动关系框架与企业工作场所创新的优势互补，从而免去了先强制实行纯粹的集体谈判协商机制，而后再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补策略一，使转型后期的路径更直接，减少弯路，后期成本降低。这种衔接过程与二战后美国的《瓦格纳法案》的适时出台相似，都是在公共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及时出台必要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及时干预劳动关系转型的方向与速度。

如果劳动关系转型目标、方式与路径选择正确，中国的后发优势就能发挥出来。在公共政策的衔接过程中，制定或修正的公共政策体系能否引导劳动关系向预计的目标转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衔接的条件、时机、方式、策略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就具体的衔接过程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多共同点，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西方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与罗斯福新政的出台相比，当前各国劳动关系公共政策的形成将更多地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在内容、目标、方式、时机、步骤等问题上广泛的深层次的研究和交流更为便利，共享的信息与经验能够有效地减少失误，降低成本。

针对未来的转轨过程，劳动关系研究的重点将发生改变，研究重心将从企业微观层面的雇佣关系变化及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问题转向公共力量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的形成与实施过程看，政府主导下的劳动关系体系的创新是极其有效的。当前，全球企业通过管理权向劳动关系领域的扩张基本完成了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创新过程，但公共力量的作用却显得极为缓慢和滞后，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公共政策处于严重缺位状态。频繁的经济动荡和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加剧了企业的恐惧感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强化了企业对短期利益和对非典型雇佣方式的过度追求。(www.xing528.com)

劳动关系公共政策有效衔接将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劳动关系的监控体系和预警体系，劳动关系是公共政策的重点覆盖领域。企业微观层面的监控和预警体系用于企业的自我诊断，对雇佣质量进行自我评价。宏观层面的监控和预警体系用于政府及公共部门对企业、产业、区域及国家等各层面劳动关系的监控，使公共部门及时掌握劳动关系运行质量，降低劳动关系运行风险。为此，劳动关系评价指标的选取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例如不能将事后指标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如将离职率、冲突等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劳动关系的运行质量。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及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企业，员工离职率和冲突发生率通常较低，但劳动关系可能已经恶化。反之，在一些优势产业中，员工离职率通常较高，但劳动关系状况仍然很好，如某些跳槽率较高的高科技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