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集体协商机制：工会在角色中的重要性

从西方工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从19世纪末工会组织在英国萌芽开始，各国的工会运动就一直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差异巨大的影响，在工会组织形式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各国的政治制度对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会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制度。虽然工会组织一直在努力寻求功能与地位的独立，如当前最大的国际工会组织世界劳联也把“工会应完全独立于政党政府和教会”作为基本立场之一。^[8]20世纪80年代由波兰团结工会所发起的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运动在当代工会运动史上具有代表意义。但现实中，一旦涉及选举、政策制定等问题时，大部分工会组织仍然难以真正地保持中立或独立，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会仍然毫无疑问地支持左翼政党，尤其在英国、北欧等国，工会组织是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绝对依靠力量。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与党的关系给予了明确界定：“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9]因此，工会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处理与政府、政党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西方工会理论的多样化与工会类型的多样化是一致的，如职业工会、产业工会、企业工会和总工会等不同类型的工会组织。在现实中，各种类型的工会组织处于一种竞争格局，甚至会不同程度地分割或分裂工会运动，对工会运动的发展不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流行，经济自由化和国家干预的减弱对工会的影响巨大。持有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政府官员和学者视工会为垄断组织，即，是劳动市场上劳动者所集体形成的垄断力量，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他们认为工会垄断对劳动力市场的破坏力与企业垄断对产业的破坏力一样，严重阻碍自由的市场竞争，其结果不仅对企业有害，也对劳动者有害。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外逃和失业都是工会力量过于强大的结果，是工会为提高雇员收入和雇员权利而使劳动成本提高的结果。在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政府限制工会的成长，如英国撒切尔政府所出台的限制工会的法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企业工会组织的逐渐建立，我国工会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但尚未完全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及时转变自己的职能，并没有成为维护员工权益的集体组织。适应市场经济和体制转变的需要，工会需要完成以下转变：突出工会作为员工利益代表者的地位；充分发挥工会在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多地依靠法制而不是行政力量开展工会工作；围绕企业绩效与经营目标塑造工会的新功能。国内专家通过对地方工会转型过程与特点的观察与研究认为，工会是能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维权模式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冯同庆在对《“义乌工会化维权模式”研究》一书的评论中说：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义乌工会作为维权的组织力量具有来自国家和农民工群体的双重信任。这样，工会不仅承担了最为市场、社会权力和国家之间的博弈载体的使命，而且在承担这一使命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型。这一组织载体的自身转型是承担博弈的关键要素，是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的关键一部分。作者进而认为，这种社会转型的成功，体现了体制内组织的转型，而不是体制内组织的断裂，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以延伸的载体。或者说，社会变迁没有面临一种组织体系崩溃后的组织重建，也为国家体系对社会的适应设置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创新是工会组织特别是工会主席通过介入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加以实现的。在作者看来，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在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工会是最具合法性的组织代表。作者认为，为了使维权得以实现，需要依据法律和借助上位权力，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运作组织，需要把组织体制由原来的单位、地方向进入行业和跨越地域延伸，需要继续建立维权与合作相结合的制度文化支撑，需要逐步实现企业员工的公民权利和促进宪政建设，需要依据所在地的经验有节有利地推进维权活动等。作者还认为，在所有创新的需要中特别关键的是，需要勇于和善于改革的工会主席。”^[10]

茅于轼先生对集体协商机制在中国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做了生动的分析。

经过中国和很多国家多年的实践，我们已经认识到，劳资双方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利益共生的一面。一个社会的繁荣富强，要靠合作共赢，而不是不断斗争。中国的经验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企业的繁荣应该依靠劳资合作、协商，合作共赢是出路，斗争不是出路。(www.xing528.com)

在微观上，劳资利益分配取决于劳资博弈。在宏观上，利益分配取决于供求关系。劳资关系要用和谐理论作为指导。

建立以和谐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就需要劳资双方增加互信的理解，避免误会。现代企业的董事会中有工人代表，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决策过程，工会中也应有资方代表，双方拆掉信息壁垒，双方都透明。这就是为了增加相互了解，避免误解。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被社会和企业界所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善待自己的员工，企业的老板要对社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债权人负责，更要对员工负责，给员工提供高于法定标准的劳动待遇。企业过去没有太多的责任，只要不犯法，赚钱就行了。现在要求企业不仅不违法，还要有道德。企业社会责任对解决劳资问题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

劳资关系还要在一定的文化中加以协调，这需要发展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很重要，讲究合作共赢，避免两败俱伤的阶级斗争。在宏观形势不好的时候，最容易发生劳资纠纷，这时候也最需要劳资合作，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企业很重视企业文化，把企业建构成具有家庭团结氛围的集体。建立合作模式的企业文化，还需要劳资双方的承诺。日本企业有终身雇佣，这就使得日本的罢工事件很少，但是这也有副作用，日本企业的员工老换不掉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中国劳动关系模式的建立，就是要强调和谐的理论，不要旧的政治经济学。劳资关系会有斗争，但是斗争是微观层面的、暂时的，劳资利益合作是长期性的。当今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快速变化，这不仅对劳动关系有挑战，对政府更有挑战。政府行为会从根本上影响劳动关系模式的建立。政府的每一项政策、举措都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因为国家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一切事情要从老百姓出发，社会就太平了，和谐的劳动关系模式也就容易建立起来了。我一直相信，人类的理性会战胜机会主义，形势比人强。未来的我国劳动关系发展还是乐观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