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这表明，法律已经明确赋予了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代表功能，同时也明确了集体协商机制的正式运作，但目前所进行的集体协商仍处于试点阶段，并且仅仅限于工资集体协商。“迄今，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展开的。如前所述，基层工会在劳动关系处理方面的活动能力还较弱。因此，比较集中的、约束力强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是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选择。三方协商机制的建立，为较高层次的集体协商提供了组织基础。然而，如果企业一级社会对话机制不能健全，更高层面的对话机制则始终难以具备真正的基础。因此，必须在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的同时，加紧集体协商、工人参与等方面的推进工作，使不同层面和内容的社会对话机制建设相互促进”。[5]
集体协商机制的构建，首选需要明确劳资关系三方主体，为三方协调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政府的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雇主组织是劳动关系最主要的三方主体，他们互相制衡与协调，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实现劳资关系的相对均衡。“主体自主协商、政府适时调整”是目前多数国家处理劳资关系时所采取的方式。[6]对不同国家与地区来说，在三方之间的协调关系中，有的国家或地区可能谈判与制衡关系多一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合作与协商关系多一点，但总的来说，三方之间协调关系的建立是集体劳动关系的关键问题。(www.xing528.com)
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启动集体协商机制。“民主恳谈是温岭原创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自1999年6月诞生以来，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其活动范围逐渐由镇（街道）、村两级向非公有制企业、社区和市级政府部门延伸。非公有制企业的民主恳谈一般由企业自行组织，参加对象为企业主、工会会员和职工代表， 三方人员自由发言、坦诚交流，内容涉及生活福利、劳动保障、生产安全、经营管理及企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于职工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企业主要作出明确答复，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提交董事会研究，由工会督促落实。民主恳谈的广泛开展激发了企业主和职工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为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和重要的思想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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