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集体劳动关系分散化与公共政策的影响，竞争压力下的结构调整

以上分析了集体谈判被替代及其衰落的过程，事实上，集体谈判还出现了分散化态势，分散化是指原有的覆盖面较广的集体谈判合约被企业单独的合约所替代，统一的标准减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各企业竞相降低成本，企业改变了统一的工资、福利、工作时间等标准，制定了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更为灵活的政策。大量无工会企业的进入，使得行业内的统一谈判与合约更是难以为继。卡茨等人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对美国集体谈判的分散化问题做了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谈判结构开始分散化。钢铁业就是典型的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初，10个大的钢铁公司组成一个联盟进行谈判（尽管每家公司单独签订协议）。但是到1982年，参加行业谈判的钢铁公司减少到8个；到1986年，联盟解散，剩下的7家公司开始进行公司层面的谈判。尽管1986年的协定与之前的协定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合同之间的变动也清晰可见：不同公司之间工资、福利、利润分享、工作规则以及参与管理者决策的程度等都有显著差异。

在过去的20年里，煤矿业和卡车运输业的公司数量大幅减少。同时，被多雇主协议或行业合约覆盖的工人人数也急剧减少。在通讯业，20世纪70年代还存在覆盖整个贝尔公司的全国性合同，但是随着1984年AT&T的解体，通讯行业的集体谈判迅速分散化。

一些集体谈判的分散化是由于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对集体谈判结构影响最大的政府政策是对卡车运输业、航空业和通讯业产品市场的管制放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管制放松使得新的非工会化的企业进入行业，其工资和福利均低于行业内工会化企业的水平，这就使得工会化企业寻求修改劳动合同以便同新进入者进行竞争。由此，以上三个行业的谈判结构开始分散化。

如前文所述，在卡车行业，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之前，卡车司机工会的集体谈判合同覆盖了跨地区的雇员。也就是所有跨城市、跨州甚至跨国家的主要卡车运输企业都被同一个全国性合同所覆盖。但是放松管制后，行业内出现了新的非工会化的企业和小型的独立的承包商。同时，高度工会化的企业面临着激烈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小批量业务需要大量的中转站网络）。这些竞争压力导致集体谈判结构分散化。很多业务量大的公司从集中的集体谈判结构中退出，而实行单独的工资及养老金计划。

在航空业，放松管制削弱了美国航空公司、美联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等航空公司的模板谈判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的竞争压力之下，模板谈判让步于公司特定的政策，包括“双规工资模式”（即减少未来雇佣者起薪的工资协定）、工作时间调整、工资削减和改变福利分享计划以及在公司董事会中员工的代表人数。集体谈判的结果甚至改变了联合航空公司雇员的股份。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航空公司都盈利良好，要求模板谈判的压力随之而来，导致了很多集体协议谈判的推迟。西北航空公司将国际机械师协会（IAM）替换成美国航空机械师联合会（AMFA），作为其雇员的代表。IAM为了与AMFA进行竞争，在对联合航空公司的集体谈判中提出了同样的工资增长要求。总的说来，关于模板谈判的争议以及航空公司财务负担的增减，都是近年来行业内集体谈判推迟的原因。

一些观察家称模板谈判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一种夸大，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集体谈判在行业内外以及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都发生了变化，更进一步说，都是近年来行业内集体谈判推迟的原因。^[12]

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期，集体谈判及国家公共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放松，的确降低了雇员的工资增长速度，并加剧了劳动力的动荡。阿莱曼（Alemán）运用面板数据所做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他要验证劳动力市场管制的解除与产业冲突是否有关？工资管制的解除是否有可能降低工资成本，并加剧产业冲突？雇佣关系管制的解除是否能够削弱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实证研究结果是，静态的劳动力市场与相对温和的收入增长密切相关，自由主义政策下，温和的工资增长会普遍地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市场动荡。提高工资和雇佣关系管制阻止了工资的下滑，亦减少了罢工。工资管制对工资总水平有显著影响，继而对罢工和停工率有显著影响。^[13]

在美国集体劳动关系衰落的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第一阶段是以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为代表的英国保守党对集体劳动关系管制的放松及对工会力量的抑制，减弱了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力量，扩大了雇主的自由度，提高了企业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当然这种策略招致了雇员和工会的激烈抵抗。第二阶段是1997年后新工党执政时期的策略，新工党基本继承了保守党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在集体劳动关系衰落之后，加强了立法等方面的统一规范，以弥补集体劳动关系的缺失，减少了劳资冲突，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狄更斯等人对于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构的变迁过程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演变过程。

在1979年到1997年保守党执政期间，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梅杰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以及所颁布的劳动法律，使得劳资关系制度较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通过集体谈判来共同调整劳资关系方为最佳途径的观点，作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公共政策，开始不为人们所接受。劳动咨询调节仲裁委员会（ACAS）的职能变化也象征着劳资政策开始远离集体主义。ACAS也不再遵循“将改善劳资关系作为其责任，尤其是要鼓励集体谈判的推广、发展以及必要的改革”的论调。

在劳资关系领域，法律的使用是为了起到抑制工会的力量、削弱集体谈判（但并非以法律保护手段来替代集体谈判）和限制怠工与罢工行动的作用。所实施的改革力度是逐渐加大的，对个人的法律权利有所限制，而雇主的自由度有所增加，工会的自治被弱化。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政府摒弃了一贯的将法律规则的约束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做法，并且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工会成员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er the Right of Trade Union Members），其实这个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过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而已，1999年之后被撤销。

保守党关于新自由经济的主张和其社会目标，对1979年之后的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制定法律被作为关键的手段使用，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由于在充分就业目标下进行的集体谈判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薪资争端、通货膨胀和制度缺乏适应力等），以及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导致的情况恶化，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正是对这些状况从政治上进行回应。

……

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后，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党内争执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从法律是否应当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作用，转移到法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上来。在工党执政以及经过了2001年和2005年的再选举后，对劳资关系的立法和司法监管政策依然没有改变。虽然前后在方法上有所区别，但仍然是前一个时期的继续。

工党保留了保守党劳资关系立法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对罢工行动的限制以及对工会内部事物的控制等。然而在其他方面，比如以最低工资制度防止工人收入过低的问题，在工党和英国工会联合会（TUC）的支持下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而工会也逐步适应了新的法律，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及工会会员一度急剧减少后，工会转而从这些立法中看到了潜在的支持和复兴的机会。

……

这一时期，通过立法保障权利的机会增加了，法律的监管标准也延伸到劳资关系的更多领域，而以前大部分相关的事项，比如工资待遇和劳动时间等问题，都是由集体谈判自行决定的。^[14]

在亚洲国家，无论是强工会国家还是弱工会国家，劳动关系的灵活性都提高了，库鲁维拉（Kuruvilla）等人对亚洲国家劳动关系变化与转型的研究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工业化初期维护劳动关系及稳定劳动力的增长转变为更加富有弹性的劳动关系，通过提高弹性来适应产业间的竞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中国这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劳动关系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中国的企业劳动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正在增强。在1987～1991年期间，韩国企业也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地区。研究表明，工会对于劳动关系弹性具有重要影响。强工会有助于推动企业、国家制定富有弹性的策略。在韩国，由于受强大工会的影响，韩国财阀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采取数量弹性策略来削减劳动成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强大的工会鼓励了功能弹性的提高，但到了90年代，工会的力量下降了，企业更重视数量弹性策略。另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弱工会国家，企业也在扩大功能弹性策略。^[15](www.xing528.com)

【注释】

[1]理查德·B.弗里曼等，《工会是做什么的？美国的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6、171页。

[2]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3]Thomas A.Kochan.The American Jobs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Policy：A Call For A New Jobs Compact.Printed by Cornell University，ILRReview，66（2），2013，pp.291-314.

[4]马腾·科伊内等，《欧洲：工资和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5]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24～225页。

[6]Kochan T.A.Collective Actor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What Future？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11.Jg.， Heft 1+2， 2004，pp.6-13.

[7]Cooke，W.N.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New Partnerships or Going in Circle？ Kalamazoo，MI.Upjohn Institute，1990，p.1.

[8]Marshall，R.The Future of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 Relations，1992，31（1），pp.31-50.

[9]Teece，D.J.A Tribute to Oliver Williamson—Williamson’s Impac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0，52（2），pp.167-176.

[10]俊逸，《美国工会参与率降至近百年新低》，《新浪财经》，2013年1月24日。

[11]托马斯·寇肯等，《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2]哈里·C.卡茨等，《集体谈判与产业关系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165页。

[13]José Alemán.Labor Market De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Conflict in New Democracie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Studies，2008，Vol.56，pp.830–856.

[14]琳达·狄更斯，聂尔伦，《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15]Sarosh Kuruvilla and Christopher L.Erickson.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Asian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 Relations，Vol.41，No.2，2002，pp.1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