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困境的劳动关系演变

对于集体劳动关系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而言，劳动关系的演变来源于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困境。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一难题就一直困扰着企业和政府。二战后形成的集体劳动关系框架有效地解决了合法性危机，平衡了劳动关系系统中的权利与利益关系，为劳资冲突找到了较稳妥的解决方案，雇员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权利与利益保障。但七八十年代以来竞争更为充分的全球市场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企业和政府在保障利润、增长率及就业等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解决利润率危机的愿望已经远远超过解决合法性危机，政府放松管制是必然的，新自由主义出现了。

西方劳动关系的演变源于克服工会和集体谈判机制在功能上的局限性，认为工会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这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弗里曼对此做了总结：“工会对价格——成本利润率和准租金利润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影响，基于这样的后果，非工会企业的资方管理层一般都会反对加入工会，并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工会将使他们在盈亏平衡线上挣扎。”“工会对利润的影响并不难概括：一般而言，它们降低了利润率，尤其对于英国产业中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部门而言。……一般而言，工会化从多方面提高了工人的经济地位和水平，许多实例也反映工会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但是，利润研究的证据表明，平均而言，工会化对工会企业或行业的财务利益有损害性。工会化对入工会的工人总是有利的，在许多方面对经济也是有益的；但对公司财务报表的盈亏平衡线有损害：这是美国工会化的矛盾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在工会组织政策上的摇摆和举棋不定。”^[1]

正是由于雇主或管理方看到了工会对于利润率（尤其在短期）的负面影响，通常来讲，他们都会本能地排斥工会的组建，反对雇员入会。在全球化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维持稳定的利润与绩效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企业压力增大，为了保护企业竞争力及就业率，为了防止资本的海外转移等，政府放松了对于集体劳动关系及工会化的管制，并允许大量无工会企业的产生，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为集体谈判的衰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企业内部的组织和管理变革也加剧了这种衰落过程。“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社会科学界几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劳工运动正面临着普遍性的、严峻的危机。已有的文献已经证明了劳工运动的如下几个趋势：罢工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开与激进的劳工斗争日渐消退；工会密度不断下降；实际工资减少；工作的不稳定性日渐增加。尽管大多数实证研究所关注的都是富裕国家（尤其是北美和西欧）的劳工发展趋势，但许多人也意识到：这种危机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并且对全球的劳工和劳工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2]

在集体劳动关系运行机制较为成熟的美国，正经历着继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失业人数多、失业层面广，工资增长停滞，工人面临就业的不平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作满意度下降。寇肯认为这些趋势意味着工作中的社会契约正在逐步地瓦解，他认为市场和制度的失败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30年来美国僵硬的劳动政策（可追溯至1978年失败的劳动法改革）造成的。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寇肯提出了目的在于降低失业率并创造充足的、高质量就业机会的一套紧凑的就业结构，结束美国30年来工资停滞的局面，提高雇员工资，并更新相关的就业政策。要实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还要动员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来支持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从国家和区域层面，他呼吁总统和劳工部长要努力动员商人、劳工、妇女、少数民族及社会和教育领袖为创造积极的就业环境而共同努力。该策略需要一个地区和一个实验性的学习方法来解决眼前的就业危机及社会契约面临崩溃的现状。寇肯也看到了美国地方的制度创新及政策扶持对于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的基础作用，正如20世纪30年代，失业保险及最低工资等相关规定对于罗斯福新政的立法，以及产业创新对于集体谈判机制创建的基础性作用。^[3]

科伊内分析了力量不断减弱的工会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工资机制：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及资本流动，使得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天平已经倾向于雇主一方。许多国家工会会员的持续下降减少了工会的资源，工会谈判的力量随之下降。……工会会员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新成员国爱尔兰和希腊，工会会员减少了20%～30%。……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目前工会会员的比例落差从法国的8%到丹麦的80%。(www.xing528.com)

入会率对成员国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法国和西班牙工会会员的比例在8%～16%，入会率较低，尚未有实质性的谈判能力。此外，一些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率要比入会率更高。例如，由政府主导的集体谈判，使得荷兰的集体谈判覆盖率达到了80%，而工会入会率只有25%。事实上，由于这种国家确定的扩展机制，工会的影响常常超出它们的会员层面，超越它们的动员能力或它们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甚至超越更高的层面。

即便如此，不断减少的工会会员意味着工会力量的减弱以及工会在工资调整中控制能力的减弱。特别是在集体谈判覆盖率低的国家，工会在工资制定上所起的作用有限，比如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工会在工资制定上所起的作用在下降，如德国、匈牙利和英国。另外，持续低增长和高失业使得工会力量在一些国家已经呈现出负面影响。^[4]

一些研究认为，事实上，整个20世纪，全球劳动关系是在合法行为与利润率危机之间来回摇摆的过程，大萧条之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所建立的西方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在80年代之后逐渐衰落，全球市场的竞争使企业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利润与绩效，但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合法性危机又重新出现。从20世纪全球劳动关系的转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关系的演变与转型通常是在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之间的选择与平衡的过程，只不过在某一时点上，企业、劳动者及政府等各角色中，谁的目标与利益更重要，该目标就将成为劳动关系转型与变化的主要方向。西尔弗的分析如下：

20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被嵌入到一种钟摆式的摆动中，钟摆的一侧是利润利危机，而钟摆的另一侧则是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19世纪晚期的大萧条为标志的利润率危机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得到了解决，这些调整措施破坏了全世界既有的生活和谋生方式，其后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革命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恶性循环。在半个世纪不断增长的系统性混乱后，即二战后的社会契约都明确意识到：必须保护工人使他们免受市场力量的伤害。尽管利润从来没有完全让位于工人的生计，但已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除非资本主义能够显示出其有能力提供物质和经济安全，否则，它将不能在来自底层的不断增长的革命挑战中幸存下来。工人们不能被当做简单的商品来按照市场力量来决定其使用与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哲学和政策已经被认为是构成了对利润率不断增长的束缚，并在80年代被世界的精英们所摒弃。由于20世纪晚期这一钟摆重新摆向不受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既有生活和谋生方式被打乱，又一次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世界精英们来说是否已经（或将是）足够麻烦以至于导致钟摆重新摆向对生计和安全的重视，这一点仍有待观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