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低工资问题与恒定循环性

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物质利益和参与权两个层面的问题，劳动关系内部的矛盾、冲突、斗争、妥协乃至合作等仍然还是基本围绕着这些问题，因此，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具有恒定性，都是围绕着基本劳权保护（包括个别劳权和集体劳权）和雇员参与权。基本劳权主要涉及报酬等物质利益，雇员参与权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劳动者的权利、尊严和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更高层次的民主管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劳动关系的发展史看，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变化或演进，例如，一些学者很早就关注劳动关系中的民主问题，如韦伯夫妇、托克维尔等。有的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劳动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关系等问题，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这些看起来与那个时代极不相符的问题，却早已被分析得相当深入和清晰。再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工资问题似乎应该不再是难以处理的问题，但全球范围内却普遍存在低工资和贫困问题。这说明，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具有恒定性，还具有循环性，某些问题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环境一变，有可能会重新出现，如此循环往复。

托克维尔在1835年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文中，预测和分析了民主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劳动关系中。

当公民们开始不再依靠封建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而动产越来越成为财富并制造权势后，工艺方面的每一新发现，工商业方面的每一改进，便立即在人们中间创造出新的平等因素。从此以后，一切新发现的工艺方法，一切新产生的需求，一切满足新需求的方法，都是走向平等的进步。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视为人民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扩大。^[47]

涂尔干对法律在劳动关系中规范作用及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雇主和工人的关系就像两个自治国家的关系一样，在实力上是不平等的。他们双方可以签订契约，就像两国人民借以政府的名义来缔结契约一样。然而，这些契约是双方现有经济实力的体现，如同两个敌对国家所缔结的合约只不过是双方军事实力的体现。他们只确证了一个事实，而没有确证一种法律。

职业团体在每一种职业内部建立了初步的规范，明确雇主与雇员及雇主之间的责任。许多规章是从共有的道德情感中产生的。即使劳动者受到了主人的监护，主人也不能随意地辞退他，义务是相互的，这种相互性是公正的。只有工人享有足够的特殊权利时，这种公正性才能得到证明。^[48]

勃雷对与劳动关系集体力量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劳动者阶级虽受到的剥削及其苦难的生活，根源于他们没有团结起来，而没有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对于谁是他们的敌人意见不一致，没有找到合适的改革方法。^[49](www.xing528.com)

梅里特（Merritt，1920）对产业民主的分析，涉及雇员技能与责任感的培训与开发、工会在民主参与中的态度与作用、雇员民主参与的具体方式及参与的局限性等问题。

激进的思想家凡勃伦曾设想产业所有者撤出，而企业被工人管理的情形。在当前情况下期望工人来适应企业管理是不可能的，但经过缓慢的进步，直到这种责任感被开发出来，这种期望就成为了现实。……与雇主一样，普通的激进主义的工会阻碍了产业民主。那些工会通常是不民主的，拒绝在自身的管理中采用像政治领域中他们所拥护的民主方式。法国工会运动领导人宣称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过于独裁，对于工人的罪过要大于对资本的罪过。……很多劳工运动的领导者不希望参与管理、不想成为决策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反对利润分享，反对红利，反对自由选举。……根据一个部门的效率，将共同的红利整个分给这个部门，通过这个办法将该部门的部分管理权转移到雇员手中。人们相信这种共同激励会带来好的效果。……通过员工代表最终让员工对棘手的难题进行决策是不可能的，如工资的分配，以及从劳资矛盾中缓解该难题。^[50]

科伊内分析了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低工资和工作中贫困的问题，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对于低工资长期性的预测和判断。

低工资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欧洲政治和劳动关系领域，这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紧密相关。一些国家集体谈判分散化，集体谈判覆盖面较低或者下降将会减少对劳动者的保护、增加低工资和工作中贫困（working poverty）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低技能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就业形式通常为兼职和固定期限，没有标准劳动合同的保护……一些欧洲国家的低工资比例在增加……工作中的贫困影响了欧洲8%的劳动者……男性较女性成为工作中贫困者的概率更高，兼职人员或临时雇佣者比全日制或者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劳动者成为工作中贫困者的概率更高。同样，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出现工作中贫困的风险更高，年轻人贫困的风险高于平均水平，65岁或以上的劳动者出现工作中贫困的风险更高。^[51]

寇肯于2007年与常凯教授的对话中，谈到了美国普通雇员的长期低工资及管理层与普通雇员之间过于悬殊的工资差距问题。

保护劳动者权利和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正相关的，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企业的观点。美国从解除管制、自由发展开始，美国的经济从1980年到现在增长了70%，但是美国国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虽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比较低，但管理层的工资在高速增长。这导致高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收入过高，并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我们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应该推进劳动标准，可以让更多的人对自己进行投资。^[52]

寇肯主张改进劳动与雇佣关系政策，来提高雇员工资。

建议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工作条约，结束美国工作岗位的空缺，创造出充裕的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来提高工资，并结束30余年的工资停滞状态，提升并强化劳动与雇佣关系政策……是原有的市场与制度的失败造成了雇员的长期低工资及巨大的工资差距。克服市场失灵需要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责任分享，未来雇佣关系政策必须优先考虑以下策略，即在区域与产业层面实现行业领导者之间的合作，及跨行业、教育、劳动力、政府和其他国内社会制度的合作。^[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