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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洛普产业关系系统论模型及其影响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邓洛普的系统论及三方思想,符合西方社会的流行看法,对战后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邓洛普将产业关系看成一个由若干主体及权力构成的均衡系统,各主体及其所拥有的权力之间是制衡与协作的关系。寇肯认为邓洛普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并通过将产业关系进行分层,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模型。邓洛普的观点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着西方产业关系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对系统内各主体的变化给予了较高的关注。

邓洛普产业关系系统论模型及其影响

邓洛普最早提出了产业关系系统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版了著名的《产业关系系统论》。他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是合理而不可避免的,劳资双方可以共同制定相应的规则以解决冲突,集体谈判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根据当时产业关系的基本状况与特点,邓洛普认为产业关系是由“一定的行为者、一定的环境、一种融合劳资关系体系的意识形态及一套管理工作场所行为者的规则所组成”。[23]邓洛普产业关系理论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系统论思想和观点,他认为一个产业关系系统主要包括三个主体:在系统内扮演资方或管理方的组织、工人及其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及由各方主体所设立的专门机构。技术、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及社会权力分布状况等构成了系统的外部环境。

邓洛普的系统论及三方思想,符合西方社会的流行看法,对战后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合作主义派认为工会作为公共管理的第三方,应在政府、市场失灵时起调节作用,且协调着政府、企业和雇员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邓洛普在《工会背景下的工资决定》一书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工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目的是使其成员工资最大化或者劳动涉及的综合体最大化。以往的理论一向都把工会放在从属的地位,但是邓洛普前所未有地提出工会与资方、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受西方各国劳动者和工会的欢迎并被广泛接受,成为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工会理论。

邓洛普将产业关系看成一个由若干主体及权力构成的均衡系统,各主体及其所拥有的权力之间是制衡与协作的关系。在邓洛普的产业关系系统中,看不到马克思所关注的权力不均衡甚至剥削关系。他侧重于产业关系内部权力结构及均衡状态的研究,关注产业关系规则的形成与变动过程。寇肯认为邓洛普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并通过将产业关系进行分层,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模型。邓洛普的模型是一个均衡模型,无论系统内部各主体及外界环境的压力如何变化,系统都能够通过一系列调整过程恢复到均衡状态,尽管新的均衡状态与原有的均衡状态可能不完全一致。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通过使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使系统的产出(或制度、规则等)发生变化。邓洛普的观点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着西方产业关系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对系统内各主体的变化给予了较高的关注。

邓洛普的贡献在于描绘了集体谈判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关系系统的基本面貌,更加重视政策、法律公共政策在产业关系系统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他将政府部门直接作为产业关系系统中的一个主体,公共政策实质上已经成为系统内的一部分。他指责新一代的研究人员过于重视抽象化的理论研究,接触实践的机会较少,看不到公共政策在产业关系系统中的巨大作用。主张紧密追踪政策与实践的互动过程,通过细腻的田野工作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以弗兰德斯和克莱格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发展了邓洛普的理论。

邓洛普模型的特点是将产业关系看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各主体之间能够达成一致的理念、看法或意识形态,因此以寇肯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模型,尤其难以用来解释和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业关系的转型问题。邓洛普则认为自己的模型就是动态的,因为他关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如果各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系统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从而形成新的产出。新一代学者认为他虽然看到了各方力量的不均等性及经常发生的变化,但他认为各方力量最终总会达成一致,从而使系统恢复到稳定状态,因而认为他的模型仍然是静态的。(www.xing528.com)

邓洛普模型为劳动关系奠定了基础和基本理论框架,其后的很多劳动关系专家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修正,寇肯分析了全球化时代邓洛普模型所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角色这一概念来源于邓洛普的产业关系系统(1958),他提出了现代产业关系系统中存在三个角色,雇主、工会和政府。他认为这些机构并不能自主地、独立地行动,相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特定的市场、技术和政治背景下的行动,它们是有计划的。在该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些角色有多大的意愿和自由度来回应环境的变化?在近代史中,该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在变化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工作及所形成的雇佣关系,给雇主、工会和政府以巨大的压力以适应和调节它们的实践与政策。众所周知,变化的源泉有:全球化、新技术、劳动人口及员工与他们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和组织中角色的同时变化。这些变化提出了几个额外的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这些角色能否重新控制他们的命运?从政策制定者到实践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创新?[24]

美国学者桑德沃受邓洛普理论模型的启示,提出了多因素模型,并于1987年出版了较有影响力的《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一书。桑德沃将外部环境、工作场所和个人因素看成是劳动关系及其运作过程中导致紧张与冲突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认为,解除劳动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依赖于雇主和劳动者的撤出以及工会运动。与其他劳动关系专家一样,桑德沃认为工会参与解决劳动关系冲突的基本手段是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机制的内容包括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工会同雇主或企业管理者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和相关协议,在改善工作环境或工作待遇方面达成一致形成的合约,并进而推动外部环境的改善,反过来,外部环境的正向变化对劳动关系也会产生影响。[25]桑德沃的多因素模型,把可能影响劳动关系的各种因素都包含在模型之内。虽然桑德沃模型考虑了外部环境因素,但在劳动关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及法律法规的变化等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远超于桑德沃的模型设计。同时,桑德沃对于劳动关系的处理也略显单一,只考虑到了冲突的解决,而忽视了劳动关系还有合作的一面。工会的参与、民主协议同样也可以促进劳动关系,达到合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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