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剥削问题的分析及工资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出发，通过突出雇佣劳动的本质特征来剖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创造价值的雇佣劳动却不能获得全部新增价值，劳动力市场价格大大低于雇佣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工资及收入报酬问题在劳动关系中居首位，不仅存在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劳动关系中，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劳动关系中也普遍存在。该问题实质上围绕着基本利益的分配问题，而且是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马克思从贫困与过劳两方面论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时期劳动关系的剥削性质，并且预测只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不改变，这种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就难以改变。

（一）低工资与贫困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的低工资与贫困问题进行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分析。在商品总价值（c+v+m）中，（m+v）为新增价值。在缺少外力干预的自由市场机制中，分配的结果是资本家拿走了（c+m），工人得到的是相当于其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v），即工资。在缺少工会代表权、集体谈判机制及最低工资制度的情况下，雇员（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基本都是由雇主（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家）来决定，所以很难超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值，低工资和贫困是被雇佣者的必然命运，当然也是劳资冲突乃至劳工运动的主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认为新增价值全部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c只是被转移的旧价值，新增价值理应都归雇佣劳动者所有，但其中的剩余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或利润归雇主或资本家所有了，剥削关系必然存在于劳动关系之中。他还运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及无产阶级贫困理论进一步论证了低工资、贫困与剥削的循环性和长期性，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基本财产关系存在，这种劳动关系的基本格局就不会改变。

经济危机时期的贫困状况更能够说明这一规律。马克思曾有如下描述：

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2]

1929年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描述的1857年大危机很相象。美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于2014年逝世，她在大萧条降临前六个月出生，在危机中成长，她的演艺事业与危机中的劳动关系密不可分。人们面对危机所带来的贫困显得异常无助，面对劳动关系处理机制缺失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剥削、过劳、童工等问题的痛苦心理，秀兰·邓波儿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心灵抚慰，人们在她的电影中实现了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实现了资本家与普通劳动者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了权贵与贫民的交流与信任。作家查尔斯·埃克特认为她在影片中的主要作用是去软化富翁（资本家或雇主）的铁石心肠，她替身处困境的人呼吁，促使两大对立阶级的互相沟通。由此可见，在劳动关系缺少沟通机制的时代，人们把秀兰·邓波儿视为劳动关系系统中两大对立主体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媒介，是传递信息与情感的美好化身，是获得新生的希望。

关于那场危机，已经有足够多的描述了。从1929年危机爆发，到1933年，5000家银行倒闭，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失业率不断上升，甚至到达25%。对普通人来说，那意味着失业、减薪，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重的盘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得轮流吃饭，一人一天。有童谣说：“美国往地狱里冲。”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中，精神上的慰藉变得非常重要，那十年于是也成为电影盛世，电影能提供华丽幻境和欢乐氛围。秀兰·邓波儿所擅长的，正是载歌载舞，与当时的风潮不谋而合。而制片方，也热衷于挖掘她的抚慰功能，并将她塑造成一个爱的化身。查尔斯·埃克特甚至把她的电影称为“诺丁汉花边”（英国19世纪60年代诺丁汉地区，由童工在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下生产出的花边），认为她的电影柔化和软化了那个时代，制造了一种沟通的可能性，一种欢乐的幻觉，一种爱的氛围。^[3]

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及各种经济问题，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受到了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关系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引起了当代研究者更为深入的重新思考和关注。瑞士银行资深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说：“对于要努力理解金融恐慌、各种抗议和其他影响世界的种种弊病的决策者来说，研读一下早就离世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处。”^[4]西方各国的工会组织在逐渐调整政策并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扩大其对组织及政策的影响，以阻止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会地位的衰落速度。除了传统的罢工运动外，工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甚至政治格局的变化。欧洲工会对政府公共支出紧缩方案、养老金政策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工会控制的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已经取代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成为最大的机构投资人，工会能够通过养老基金的运作来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一些工会组织通过基层组织对会员及家属的投票倾向施加影响，并以此支持某一党派候选人的竞选活动。

（二）工作时间、过劳与工作条件问题

除工资与报酬之外，工作时间、过劳与工作条件问题是劳动关系的又一关键问题，马克思对该问题作出了详细深入的剖析。

马克思提到的工作日主要是指狭义的劳动时间，从狭义上看，工作日的长短以劳动时间来衡量。马克思说：“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5]马克思还指出：“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6](www.xing528.com)

在19世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标准正在形成过程之中，雇佣劳动者在劳动标准形成过程中缺少发言权，经过长期反复的工人运动，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才逐渐向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的方向变化。由于自由市场中工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使工作日的缩减变得更为艰难，过劳问题长期存在。马克思说：“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一个人把自己卖得比另一个人便宜些，而且在于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熟练劳动愈来愈变成简单劳动。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7]马克思认为，工人为防止过度劳动而消减工作日的斗争是在履行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8]他发现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资与工作日通常成反比关系，工资越低，工作日就越长，他认为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延长具有刺激作用。1349年英国颁布第一个劳工法，1802年到1833年间议会又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都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马克思用雇佣工人的寿命说明了当时严重的过劳问题：

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9]

马克思曾经用德法两国士兵身高的逐渐降低来说明19世纪严重的过劳问题：

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9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7版第1卷，1862年，第117、118页）。^[1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过劳死”这一问题也有明确的记录和分析。马克思记述道：

1863年6月下旬，伦敦各日报，皆以“过劳而死”的标题，记载一段新闻，叙述一个女服裁缝工人玛利·安·沃克勒的死。她20岁，在一个很像样的成衣店作工，老板娘芳名叫爱丽丝。……这个女工，平均每日劳动16.5小时，在忙季，往往做工30小时，没有间断。劳动力感到疲倦时，她常以酒和咖啡作刺激。……我们这位女工沃克勒，与其他60个女工，30个人一组，在一个必要空气还供给不到1/3的房间里，做了26.5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到晚上，她们每两个人睡一铺，这种铺，是不通气的，用木板隔成的。这还算是伦敦最大的女服成衣店。沃克勒是星期五病倒的，星期日就死了。她死的时候，赶着要做的衣服还没有完成，这使爱丽丝夫人惊愕不已。来医不及的凯医生，在大陪审官前供述：“沃克勒之死，是劳动时间过长、工作房间太挤、寝室太小又不通气之所致。”但大陪审官却判说：“死者系因中风而死。但她曾在过于拥挤的工室内，做过度的工作，或者，这种事情，也曾促成她的死。”^[1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要为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找到充分根据，不能一味顺从资本家“无限度地满足追逐剩余劳动”的贪婪本性，否则工作日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都将不复存在，其结果必然是“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12]

劳动时间的界限包括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篇第八章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日为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因为，劳动者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吃饭、盥洗、穿衣等等。第二是道德的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13]劳动时间界限的确定应该符合社会实际情况，马克思强调，劳动时间不仅有身体界限还有道德界限，国家制定法律政策要保证劳动时间不能突破劳动者的身体界限，不仅应当充分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更要保障不能突破劳动时间的道德界限，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心理健康。

马克思认为，工人延长工作日，不仅要考虑到劳动者的身体界限，还要考虑到社会认可的道德界限。身体界限可以从个人身体、生理方面进行确定，而道德界限的确定则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到社会的文化状况，也要考虑到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有社会成员的普遍生活水平以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即使是同一民族、同一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劳动时间道德界限的确定也十分不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认识到，劳动时间过长，突破身体界限，就会影响劳动力的寿命，这本身也不利于资本家的利益。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14]如果劳动时间过长，突破身体界限或道德界限都不利于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也不利于资方利益。

马克思较早就看到了闲暇和自由时间对于劳动者的重要意义，自由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对某一主体而言，这段时间是空闲的，可以被劳动者自由支配；二是指现实性意义上的处于自由状态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劳动者的活动是自由的，且过程是无拘无束的、内在的感受与结果均是自由和谐的。他认为“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15]，是工人用于娱乐和体息的时间，是他们精神发展和培养才能所必需的空间。“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16]“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17]马克思对上述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

为提高对经济全球化下背景下劳动者的保护，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主张，同时指出，能否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劳动是检验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的体面劳动包含工作中的权利、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等几项战略目标。具体涉及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在工作中免受歧视或骚扰、劳动意愿和参与劳动管理意愿、保障劳动者收入能够满足个人与家庭基本经济及社会需要、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等。体面劳动也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与观点已经清晰地解释和论证了这一思想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