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对于GDP的贡献将达到35%以上,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2万亿元,我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贵州成为创新资源匮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典范。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14年至2017年,贵州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8.2%,网络零售交易额年均增长35.9%,软件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8.2%,贵州省20%的经济增长是由大数据发展带动的。随着贵州大数据的发展,华为、高通、微软等世界知名企业落户贵州,腾讯、阿里巴巴等全国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扎根发展。
但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上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工业上看,在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库存和采购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结合业务应用超过50%,但研发、生产等核心环节的融合度明显不足。二是在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不适应人民的需求,通过融合推动质量追溯管控的能力不足。三是在服务业领域,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和服务模式创新水平并不高,利用大数据进行服务模式创新的比例较低。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适应趋势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化,对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投入,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的主要趋势是:一是速度成为关键竞争要素,要求区域、企业来建设自身的“数字神经”平台提高核心能力。二是跨界、跨企业合作成为必然选择,信息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合作沟通的信息成本,使得广泛的、低成本的合作成为可能。三是行业断层、价值链重构和供应链管理是融合的重要途径,主动或被动地利用数字化手段以对应价值链重构是普遍选择。四是大规模量身定制成为可能,要求以极低的成本收集、分析不同客户的资料和需求,通过灵活、柔性的生产系统提高敏捷反应能力。要在把握和适应数字经济趋势基础上加快发展,才能不走弯路。
(二)突出重点
正如一个区域要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一样,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也要进行选择与聚焦。一是突出重点企业,增强融合发展的带动性。特别是大数据核心企业(数据采集存储、数据加工处理、数据交易流通等)、对数据管理极为依赖的企业(如金融公司)、大数据应用潜力大的企业(如电信、医疗、教育等行业)和数字驱动型的企业(如利用数据采集和证析来改善运营效率和决策水平的航空、百货、能源、汽车等)。二是突出融合效应大的业务环节。目前在应用层企业较多,但在基础架构、证析层企业较少,而应用层融合属于表层融合,带动力小而又存在“低水平重复”。所以要多层发力,特别是在证析层、应用层结合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形成产业生态圈的集群。数字产业生态圈包括核心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科技金融等中介服务,是一个能够良性循环、互动提升的综合体,这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形态。(www.xing528.com)
(三)创新模式
目前,实体经济分工深化、产业类型多,在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要根据产业特质创新融合模式。在这方面已经探索出许多融合模式,包括产业链再造模式、精准营销模式、共享经济模式、智慧交通、智能家居模式等,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掌握客户精准的需求,优化制造流程适应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如青岛红领集团以两化融合为基础,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探索流程再造、组织再造、自动化改造,将个性化需求与制造系统融合形成数字模型,由计算机完成打版,随后分解成一道道独立工序,构建了智能制造体系,已经从简单的规模量产模式转变为更加聚焦消费者的C2M(顾客对工厂)模式。滴滴出行、百度地图、小米家居、菜鸟网络、京东金融等也都创新出有效的融合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典范。
最具代表性的是雪浪小镇。依托成熟的物联网产业聚集区的区位优势,雪浪小镇与无锡及周边制造企业在数字化升级方面深度合作,帮助企业从完全的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小镇创新性地打造了“1+N”智能制造生态圈,即重点建设好雪浪云这一个跨行业、跨地域的“一站式”工业互联网平台,衍生建设N个垂直型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1+N”智能制造生态圈,提高了智能制造网络平台搭建、解决方案集成与大数据分析、运维、咨询等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四)有效协同
数字经济涉及领域广、竞争激烈,一个区域或企业不可能都以自我为主,要增强协同意识,在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融合力。一是增强区域间协同。如在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可以充分利用北京大数据技术成果多、数字经济发达、独角兽企业多、高端人才丰富等优势,结合河北制造业、农业协同推进。二是增强企业间的协同,构建多种类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业技术联盟,在互动提升中推进深化。三是增强部门间的协同,密切大数据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与应用、财政支持等联动,形成政府支持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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