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与定位研究

如果追根溯源，区域产业分工（其实包括了创新分工，只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创新分工更加明显）的理论来源于国际分工理论。从经济学研究上看，西方的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是通过国际贸易理论来表达的。一个国家与外界发生经济贸易往来，实际就是参与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6世纪初，地理上的重大发现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开拓，开始了最早的国际分工。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分工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跨国公司的发展、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出现，使国际分工大大深化。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自己研发、自己供给、自己消费，必然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中，科学定位并采取多种策略来谋取更有利的位置，成了国际竞争的焦点，也形成了国际复杂的产业分工体系。

国际贸易理论代表性的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和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分工理论。迈克尔·波特在其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通过对10个国际重要贸易国家的上百种产业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一整套解释一个国家（地区）产业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竞争力理论，即钻石理论。^[1]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企业形态等不断创新，产业分工模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产业分工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发展中。特别是新经济地理理论关于区域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等理论探索，不仅发展、深化了国际分工理论，对区域分工、产业协同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借鉴国际分工理论来分析区域产业定位与分工，需要注意国际分工与区域间分工的差异：一是国际产业分工受到关税等贸易壁垒影响，一个国家为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利用关税作为一种竞争手段来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是国际产业分工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虽然在WTO等贸易组织影响下关税越来越低，但国际的贸易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这里讨论的特定区域没有这一影响因素。二是区域间存在着行政壁垒。总体上看，区域间要素流动主要是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化的要素流动对产业分工影响较大，在不同的阶段，要素流动的流向、强度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原来行政壁垒较重，但在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协同创新、产业合作等并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市场机制在起基础性作用。只有这种流动影响较大，直接关系到区域的关键性指标时，才往往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目前行政壁垒属于玻璃墙性质的，无形但有时作用不小。三是区域产业分工是直接相邻的省（市、自治区），所以更容易也应当形成经济学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而国际的产业分工体系往往是某一产业、某些产业的分工体系。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可能更需要综合考量与分析，以实现产业空间上的优化布局。

国内关于产业分工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产业布局理论或称区域经济布局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力诸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和组合。该理论主要是由苏联的一些经济和地理学家提出，后来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发展。代表性的理论有：（1）趋优分布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各种投资活动及要素的分配应优先投入具有较好发展环境和比较有优势的区域，这样不仅能够尽快地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快速地发挥其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2）集聚和分散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在进行生产力分配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集聚和分散的关系，在生产要素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后，要合理分散，找到一个最佳的分配点。（3）指向性理论。该理论主要是指在进行区域经济布局时，某些因素（如资源指向、市场指向、交通指向等）会对生产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进行一定的成本-收益分析后，生产要素和企业会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进行分配和选址。虽然生产力布局理论是全国性的探索，但具体到区域层面，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生产力布局理论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新经济地理理论。

关于京津冀创新与产业分工定位理论的相关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主要从四个视角展开：

1.基于城市群中城市创新与产业定位视角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陆大道的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2015）一文^[2]，从大城市群视角对京津冀三者进行了总体定位。在总结京津冀城市演进、世界城市群发展趋势基础上，分析了在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支撑下，提出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代替，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已经逐步建立在“流”、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之上，北京就是一个各种“流”的汇集地、连接区域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处于世界性“流”的节点上并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门户城市。对天津战略定位提出了增强综合性制造业能力、加强作为东北亚重要航运中心功能的建设、中国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对河北提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传统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规模调整和技术更新，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新型材料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及其产品加工业，瞄准城市群发展的生产性服务，加强对京津及其他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建设的定位。并对北京是否应当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这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北京除了是中国的“政策高地”外，还可以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务业的基地。因为，高端服务业可以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①这些行业服务（控制）范围广，对信息依赖程度大，其区位在信息流的“节点”（城市）具有及时、准确和共享的效果；②这些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有利于管理理念、合作和竞争策略、危机应对策略等隐性知识的传播；③这些行业之间需要相互密切合作，这种合作程度远比制造业的垂直产业链和横向产业链的合作更为广泛和深刻。这些产业与城市群的互动，可以增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常艳^[3]对日本都市圈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日本首都圈依据产业空间分工和协作规律，培育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功能区，积极推动大中小城市产业联动，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的整体竞争力：第一，在城市开发地区培育各种类型的功能城市，包括工业城市、住宅城市、研究学园以及流通中心等；第二，确立并发展大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大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第三，培育中核都市圈的产业集群，在中核圈域内形成产业链条，加强模块化产业协作；第四，以东京为中心城市的首都圈，以业务核城市为核心的据点城市群、以中核城市为核心的自立都市圈共同形成了分散的网络状空间结构。提出京津冀区域内培育应当包括研究创新中心、高端服务业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等错位有序发展的功能板块，形成区域内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联动发展和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发展。王凯、周密在分析日本京东圈基础上，提出了互补性、互惠性的观点，并指出日本首都圈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协同发展，主要依靠其在产业层面与功能层面的互补基础。^[4](www.xing528.com)

2.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的研究。薄文广、陈飞提出京津冀三地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关联性较少，难以形成产业互动，也无法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协作、产业融合而达到利益互惠。^[5]高智、孔慧珍指出，很多人都认可京津冀基于产业链的纵向分工，但这种认知和观点对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甚至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在京津冀垂直分工格局下河北绝大多数产业都处于产业链低端，研发设计、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环节均布局在京津，河北省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必将十分缓慢。^[6]孙久文、姚鹏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京津冀一体化对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利用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SP指数来测算这一影响，提出北京正逐步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转移到河北与天津，形成京津冀区域的创新源头之地。^[7]吴爱芝、李国平、张杰斐使用区位商、基尼系数等指标，结合现状进展对京津冀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进行机理分析，给出京津冀之间产业分工合作的主要模式。^[8]

3.基于创新分工视角的研究。创新是产业链条中的高端环节，相关研究中大多涉及产业分工定位。周密、孙哲以双向专利权转移流为切入点，使用空间交互模型测算出区域吸收能力并探索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中“疏得出、接得住、能发展”的空间协同模式。^[9]张可云、沈洁分析了韩国首都圈治理经验，提出科技创新功能可以通过建设“创新城市”等措施向外疏解的思路。^[10]

4.基于环境资源视角的研究。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得到重视的背景下，基于环境视角的研究对京津冀创新与产业定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聂巧、王梦颖基于区域环境治理创新机制视角提出了相关的创新与产业定位：形成以北京为大脑、天津为神经系统、河北为躯干的分工思路。^[11]张贵、贾尚键、苏艳霞提出要突出强调北京的知识、技术创新源的地位，天津的产业创新和研发转化基地，河北的先进生产、制造的战略支撑区，形成自研发设计至终端产品的完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平台。^[12]

对上述研究梳理后发现，在京津冀创新与产业分工研究中存在一些偏差或缺失：一是将存在的视为合理的。大多数关于创新与产业定位、产业转移、产业优化，以及城市定位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将现实的创新资源现状、产业优势、产业结构等作为前提，往往还得出优势产业及进一步优化的建议，而没有考察现实存在的创新资源和产业布局是否合理。二是将复杂的创新与产业分工简单化。一般都将产业空间优化目标确定为北京研发、天津工程化、河北转移转化，这样说在总体上是可以的，具体到各产业、各区域是有偏差的。并且，将某个区域低端锁定，似乎也没有翻身机会，这是在产业链条中处于中低端产业省市所无法接受的，相应阻力也会增大。三是将京津冀分裂开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在经济指标分析中，将三者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得出京津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结论，或者得出某些指标过低的现象。其实，京津冀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区域，将京津冀三方分裂开来进行分析，有一定的片面与偏差。本部分从区域特质分析出发，就京津冀区域创新和产业分工影响因素与科学定位，以及实现机理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