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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体延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成研究重点

时间:2023-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表明城市发展、区域规划与区域协同紧密相关。而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区域实体的延展还包括了研究焦点由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趋势。比如,何淑英、马蓝等的研究指出,缓慢的区域间协同服务阻碍了跨境电商的常态发挥,协同发展因而成为“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

区域实体延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成研究重点

(一)区域协同研究领域的延展

关于区域协同内容的研究随着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拓展,也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拓展到了新领域和新范畴,政府治理、教育生态环境科技金融经济、产业等都有所涉及,所研究的内容也不断精细化和多元化。如王慧娟、兰宗敏等从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出发,对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后,指出了区域协同发展具备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空间格局不断优化以及区域一体化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8]研究表明了区域协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市场、空间、政策机制等因素,不再仅仅是经济因素的协同发展。

又如,危怀安、平霰以区域协同为视角,研究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对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其他成员城市科技创新、经济产出的影响。[9]同样,将区域协同发展和城市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还有魏丽华,她指出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城市群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可以通过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和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改善,来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10]也有刘静娴、沈文星在研究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问题时,对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关系进行了论证和研究[11],将区域协同发展和行政区划调整整合在了一起。表明城市发展、区域规划与区域协同紧密相关。云宇龙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保护案例的深入剖析,凝练了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共建共享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并探讨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面临的诸多挑战。[12]再如,肖芬蓉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的多地区利益矛盾为例,指出开展区域协同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13]这些研究将区域协同的视角引入了生态环境的治理中。

(二)区域协同研究空间的延展

关于区域协同承载的实体主要有区域间和区域内两种研究趋势,同时还具有国别区域、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划等不同层次区域的相关研究。而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区域实体的延展还包括了研究焦点由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趋势。

通过区域协同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部分学者将区域协同理念引入到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上来,区域协同的层次扩大到了国家层面。比如,何淑英、马蓝等的研究指出,缓慢的区域间协同服务阻碍了跨境电商的常态发挥,协同发展因而成为“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14]高建新的研究表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以需求为中心,以科技、资金、人才和制度为协同资源,以客户、企业、研发机构和政府为协同主体。[15]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要统筹“一带一路”建设同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同引领,形成“四大板块”的协同发展,“三大支撑带”的协同助力,18个国家级新区的协同扩散。[16](www.xing528.com)

通过对知网收录的关于区域协同的文章进行梳理,我们还发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的文献数量要远远多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协同发展的文献数量,说明了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就这些文献的出版时间而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协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而京津冀区域协同相关的研究在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确立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后,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正如刘勇等在研究中指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治国方略中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能够对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7]当然,这也就催生了大批量的关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

(三)区域协同研究方法的延展

随着对区域协同重视度的增加和有关区域协同定性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考虑从定量的角度、通过构建模型来考察和验证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有序度、协同度和影响因素等。比如马骁在研究中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了京津冀经济协同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针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构建指标体系的模型,拓展了复合系统协同度在该领域上的应用。[18]

再如,李琳、刘莹在研究中,通过解析区域协同发展之驱动因素,从区域比较优势、经济联系以及区域产业分工三维参数,运用哈肯模型分1992—2001年、2002—2011年两个阶段,对我国29个省市进行分析,其结论是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序参量在第一阶段1992—2001年是区域比较优势,而在2002—2011年变为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联系指数双重,这说明我国进入到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且此阶段具有以下特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之环境优化,东中西部区域差距降低,市场的分割程度降低。[19]

无独有偶,郑玉雯、薛伟贤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运用哈肯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从比较优势(RCA)、经济联系(RER)和价值链分割(RVS)三个维度构建理论模型,并得出结论:为了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协同发展,应采取有效的联动机制并分阶段有侧重点的实施差异化协同发展策略。[20]这二者都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应用哈肯模型对区域协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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