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与绿色发展：政策与展望

从发展模式的选择来看，在上述A、B和C三种路径中，可供我们腾挪的战略空间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即便是走“渐进式可持续发展”的C模式在当下受到了政府的首肯，也无法再坚持几年。如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环保主义的启蒙和诉求并非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日益趋紧的环境恶化形势下，极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央到地方掀起声势浩大的可持续浪潮，目前至少已经有一些迹象在证明这一点。到那个时候，一切提高效率的战略、政策及举措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性相协同？就协同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政策之间打通“优化资源配置”这个共同点。

如果要从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绿色发展”的实质是优化资源环境的配置状况，直接的表现是将被低估了的资源环境价格还原出来。怎么还原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通过管制来逐步提高它们的使用价格，一直提高到足以将资源环境的质量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止，其实相比于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优势。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并非会让环境管制的努力如愿以偿，它会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抵消政府在环保上的种种努力，譬如，最为典型的便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严格执行环境管制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形成所谓的“污染天堂”，即产业向“污染管制较轻，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也正是30多年来我们屡治环境而却又无功而返的本质所在。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环境产品及服务不如欧美发达国家来得贵，体现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便是资源环境要素大规模地从中国流向其他国家，经过长期的积累，从而造成了内外环境质量的失衡，到最后，即便是作为资源环境输入国的欧美发达国家自身都要出台政策来反对环境领域的这种失衡（譬如在各种地区贸易一体化协定中专门规定环境保护）。

由此，结合“绿色发展”的需要，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内外失衡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国际贸易是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所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强化内部环境管制的基础上，通过改善贸易条件的努力来扭转失衡。在此，自贸区就应该有所作为。

同样，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设定“自贸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内外部的各种区别和失衡，譬如制度成本的内外区别、商品和服务的内外成本区别、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内外成本区别等。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上而言，在大部分商品、要素上，内部的成本都体现为高于外部的成本，但唯独资源环境领域正好相反。这一点实际上足以给我们为了自贸区发展以及对外多变和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提供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如何在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度、降低投资贸易各种成本的同时，让我们的资源环境成本和价格逐步与国际水平趋同，也就是说，自贸区和自贸协定能否为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失衡进行服务？这实则是“自贸区”改革与“绿色发展”诉求相协同的最大结合点。

表面上看，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只要存在长期的失衡（成本和价格的不一致），所有的理论都在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出清这种失衡的，只是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合理地借助于包括自贸区在内的各种方法来改善我们的贸易条件，并为资源环境要素争取更加自由和对等的市场基础。(www.xing528.com)

具体而言，究竟应该如何在自贸区与“绿色发展”之间搭建桥梁呢？如果我们可以将自贸区理解为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的某种功能区，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便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并解决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问题。如前文所述，两者之间存在着两难境地，自由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尤其是扩大自由贸易，从而引入全球竞争的结果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所谓的“向底线竞争”的环境管治和约束的放松和质量的下滑，但这并非是自由贸易给环境领域带来的全部功效，除了以上“恶”的一面之外，自由贸易对于环境还有着积极的一面。

对此，也有很多理论予以解释，包括通过自由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之后，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能力，即提高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自由贸易如果真正实现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在资源环境要素流出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会帮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引入环保技术和服务。还有，自由贸易所带动的市场化结果也会从制度层面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利用的效率，即提高环境的生产力。最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必将带动“思想”的流动，其中便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环境治理中尤为重要。事实上，包括“可持续发展”本身在内的发展模式和认知其实就与全球市场的建立与扩大不无相关［19世纪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就曾断言“A free market of goods corresponds to a free market of ideas”^[10]（商品的自由市场必将与思想的自由市场相对应）］。现在看来，其中所提的Ideas，既包括非商品的“服务”（如环境咨询），也包括非商品的“理念及认知”。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中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自由贸易造成了环境污染，但自由贸易与“绿色发展”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充分利用“再开放”的改革契机来改善我们的环境。

如此，落实到自贸区，将来要在进一步开放的格局下保护资源环境，就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由贸易积极的一面。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化的原则来配置资源环境要素，也就是取消各种人为压制资源环境价格的政策，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把资源环境要素通过金融、贸易等手段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流通起来，这对于提高我们国内资源环境要素的利用效率或者生产力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让国际市场的动态性来平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环境要素上的价差；另一方面，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通过自贸区来发挥它在引入资源环境服务、技术，以及知识和理念上的积极作用，也就是以此进一步来推进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能力建设。如此，那就可以与监管“环境污染排放”的“负面清单管理”相结合，真正地发挥出自贸区在“建设美丽中国”中应有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