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履行责任与促进发展

有关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国际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不利于环境保护，其理由在于“在不同的环境管制水平下，商品的国际贸易和流动必然会增加环境风险，并危及环境质量”^[5]，以及“国际贸易会加速各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譬如象牙的贸易危及大象的生存，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则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热带雨林地区的木材出口则又导致了森林的不可持续发展^[6]”，由此，这个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对于环境质量的最大影响在于，为了在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各国会倾向于削弱其环境规制水平，进而令其环境加速恶化，这个过程被归纳为“向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这里的底线指的便是“环境保护的底线”。

与上述观点相异的是，推崇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自由贸易不仅不会恶化贸易国的生态环境，还有改善作用。也就是贸易可以产生“收入溢出效应”，令贸易的福利效应扩散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具体到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过程，这个观点提出了与前一种观点截然相反的论据，指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清洁的环保技术，以及在愈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条件会反过来激励创新，并使得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辅相成^[7]。就此而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并不是“向底线竞争”，而是“向顶端竞争”（race to the top）。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侧重，都有一定说服力，那么，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究竟有何影响呢？综合各种研究，总体上，自由贸易的环境影响在效应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8]。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论，正与这三种效应的对比关系有关。第一，当自由贸易的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就比较大，因为更大规模的经济产出必然占用更多的资源。第二，当自由贸易的技术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时，自由贸易的环境影响就表现为正效应，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将提高环境的产出效应和保护程度。第三，当自由贸易的结构效应为主时，其结果则未可知，这是由于自由贸易如果强化了一国现有资源禀赋，那么在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将继续扩大利用低成本的环境资源，从而恶化环境质量；而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则又会通过提高环境资源的价格，改变其贸易禀赋优势，进而优化环境质量。

从以上三方面的过程可以看出，自由贸易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实取决于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环境质量与贸易的自由化本身并无或正或负的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在自由贸易的推进过程和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究竟采取何种发展的路径或模式及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是不是扬长避短，主要发挥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种效应，譬如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等。

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理解，西方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曾经有过两种主要理念，其一是继续走资源环境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称为A模式）。作为最极端的增长至上论，这条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环保主义运动催生了第二种发展理念，那就是走“绿色”增长道路，其中尤以1988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代表，此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上认同这个理念，并切实地采取了各种政策与行动，对本国／本地区进行实实在在的“绿色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www.xing528.com)

到今天，整体上西方国家的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便是借助于越来越便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本国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同时有限制、有选择地对外输出本国的“绿色清洁资源（即能源资源环境）”（譬如跨地区贸易一体化协议中对特定地区进行贸易品种类的限定）。尽管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后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贸易都是真正双向自由流动的，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则不会接受这么高比例的污染产业，而完全忽略对于清洁产业的引进，并且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也不会如此顺利。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全球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形式自贸区的设定过程中，如何通过自贸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来强化技术效应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结构效应，逐步修正自身的贸易优势，转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供给。

一方面，自贸区，顾名思义肯定是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让商品和要素通过这个管道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流动起来，然后推动本国禀赋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但这并非是自贸区的全部内涵，到今天，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负面清单管理”，这在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时，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事情。那时，担心的是没有外资进来，没有对外贸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就为自贸区设定了为数众多的“负面清单”，对贸易对象和种类进行了诸多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资源的扭曲配置”，即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抬高了某些贸易品的成本，同时又通过“自贸区”的形式来降低其他贸易品的相对成本，从而创造以及凸显出某些贸易品所谓的禀赋优势。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或许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样的成本本来应该通过国内的价格信号进行还原。不过，要在国内扭转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信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政府、市场进行反复博弈。而如果通过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形式来扮演价格信号的作用，就会减少很多的社会博弈成本，同时实现对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某种掌控。这便是自贸区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第二重意义所在，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所谓的“倒逼机制”。更宽泛的理解是，自贸区倒逼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等主体，如果政策合理有效，它还会直接倒逼“资源环境领域的价格形成”。

就此而言，针对当前已经高度自由流动并且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设计中，不仅应该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管制政策，还应该对此提高约束，让资源环境要素的流出越来越困难，同时促进这些要素的积极流入。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