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绿色之路及其规律和代价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来自能源环境领域的硬约束，但是硬约束并不就意味着“硬政策”，或者通过环保“苛政”来实现经济转型。一则，这不符合经济转型的自身规律；二则，社会经济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既要实现硬约束，同时又要软着陆，其中的关键是要深刻理解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关系，然后利用它们之间的有机关联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一，能源资源环境软约束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而精确的定价机制。

有关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最为经典的理论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莫属。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情景衍生而出，但其背后的理论解释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不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较为特殊的体制和机制及改革路径。这个最大的特殊性就体现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一直在致力于用市场机制来取代计划机制（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轮的经济转型），也就是说，在长期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确非常重视市场化定价机制的作用，并且在事实上，也通过各种政策努力将各种要素（包括部分的能源环境要素）纳入这个定价机制中，从而使价格发挥出清市场、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对此，社会各界有着较大的共识。但是问题在于，相对于普通的要素而言，能源资源环境要素是否就服从普通的定价机制和原则呢？从能源资源环境的利用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显然与普通要素有所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能源环境的利用会产生负面的外部性，也就是直接的市场价格其实无法真正体现，并进而出清这种由于负外部性带来的不均衡。这决定了，在能源环境领域利用市场机制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要通过对其负外部性的分析来找到它背后的“真正价格”，以及分析决定这个价格的影响因素。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于碳排放影子价格的角度出发来尝试寻找这个“真正价格”^[5]，我认为这是真正将市场化原则应用到协调我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突破。之所以说这是理论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只有找到这个真正的价格，才足以确定各项能源环境政策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来推进能源环境保护，都要秉承合理的价格原则，让能源环境保护的利用（或者排污）在成本上符合等价性，只有这样，能源环境部门才足以发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足够影响，用其硬约束来倒逼经济转型。

当然，通过影子价格来体现能源环境部门的实际成本并倒逼经济转型并非易事，最大的难处在于在不同产业间、不同地区间影子价格的水平实则千差万别，由此，减排的动力自然也就因人而异了。如果不充分注意这样的“实际情况”，并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实际处理，那么，结果便是在能源环境保护上进行一刀切，“环保硬着陆”，用力过度和用力不足的并存会妨碍经济转型的成效。问题是，究竟存在哪些相异的情况呢？陈诗一教授对此展开深入分析，通过对38个不同类型产业的区分和对比，发现重工业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要低于轻工业，经济落后地区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要低于发达地区。这样的结论在理论上当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要走。其中最大的症结在于，如何克服产业和地区背后的利益群体，让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减排真正服从背后的规律。因为，理论上，我们可以是以全国的福利产出为总目标函数，但现实中，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地区却往往优先考虑本部门和地区的福利产出，在此情况下，也就难免出现某种利益上的博弈，进而改变最优的决策。尽管如此，陈诗一教授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应用空间，也就是我们的各项政策要本着以最低成本来取得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以较小的代价来实现能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转型。

第二，如何实现能源环境对经济转型的硬约束作用？

实现硬约束，除了硬办法，更应该重视“软着陆”，尤其是重视研究能源环境利用和排放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及转型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在充分了解和尊重其中规律的基础上，让能源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取得协同发展的效应。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一般可以分为要素性的和非要素性两种，后者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TFP（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用要素贡献无法解释清楚的残余部分，一般而言，非要素性的部分比例大小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阶段，也影响着经济转型的成效。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非要素性的动力又被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技术变迁、规模效应和结构变迁，根据相关考证，其中的技术变迁和结构变迁对于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规模效应较小^[6]。而且近年来，随着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和趋弱，TFP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进而也就在实质上影响了经济转型的过程。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使得结构变迁的效应时弱时强呢？陈诗一教授的研究发现，1981年到2001年间结构变迁效应较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之后，2001年到2006年之间结构变迁效应则逐渐趋弱。那么，这个前后的阶段有何差异呢？

事实上，所谓结构变迁的意思表面上指的就是经济内部的产业结构，譬如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但其背后则体现为要素的投入程度。一般而言，重工业自然是能源资源环境密集型为主，轻工业则是劳动力密集型为主，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受到要素的驱动，特别是要素配置机制的驱动，这又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密不可分。如果深入考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发现，历次的重大改革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波及要素市场，譬如1978年开始的农村农业改革，改善农业生产力，释放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这就为后续工业经济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工业经济发展创造了劳动力要素基础。又譬如，1984年开始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的重点是“放权”和“让利”，使得大量的重工业企业开始考虑转型，转而生产市场亟须的，有利可图的轻工业产品，到后来，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实施“抓大放小”的策略，关闭了大量低效和无效的小型能源资源环境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这些实则都在经济层面上为能源环境的消耗松绑，进而改变要素配置的机制，为结构转型创造激励。只不过，这一进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大型国企“重振雄风”，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重新开展“高大全”的建设项目，从而又大大增加了对能源环境消耗的依赖，并进而拖累结构转型的成效。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能源环境消耗程度的起伏与围绕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的各种经济政策之间有莫大的关联，而能源环境的消耗又将产生经济结构上的影响，最终波及经济转型成效。在谈及经济转型与能源环境保护的关系时，不能仅仅关注那些末端性的污染治理，也不能仅仅重视所谓的“环保制度”建设，更加重要的是，要从经济政策杠杆本身出发来理解其中的关联和逻辑，要更加重视用“绿色”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环境保护，推进经济转型。(www.xing528.com)

总之，如果能源环境与经济转型存在上述内在的逻辑关系，那么按照这个的逻辑关系，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以推进社会经济的转型及绿色发展。第一，推进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激发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第二，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使得产业发展更加适应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要，毕竟，当前能源环境的压力过度集中在重化工产业上；第三，进一步完善节能环保政策，健全环保领域的法律法规，发挥出制度倒逼形成“硬约束”的积极作用。

【注释】

[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第四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2]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第四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

[3]同上。

[4]Shiyi Chen.Energy，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Routledge Talor＆Francis Group，London and New York.2013.p.19.

[5]Shiyi Chen.Energy，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Routledge Talor＆Francis Group，London and New York.2013.p.95.

[6]Shiyi Chen.Energy，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Routledge Talor＆Francis Group，London and New York.2013.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