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面临能源环境约束及成效影响

在解决了基本的认知方法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地理解经济转型的含义。关于这个问题，根据吴敬琏教授所著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一书，在1995年左右，中央便已经意识到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诸多弊病，开始提出并制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个意思）的政策，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尽管时至今日，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还出现了某种反复，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20多年前的认识，应该说，整个学界和业界都已经更加普遍地接受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提法／概念，认识到了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大必要性。只不过，对于经济转型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社会各界在认识上仍然显得略有不足，并颇有争议。

如果回顾经济转型这个概念本身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最初期，它完全等同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我们可以判断，所谓经济转型的第一层或首要含义在于，如何在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初步的成功后，继续巩固这一体制转型的成果，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释放新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计划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限于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低效问题，从而阻碍了继续前进的动力。体现为我们主要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集约的方式来推进经济发展^[2]，这在规模经济递减的绝对规律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一种发展模式，因此也就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根源。应该说，这样的理解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谓不准确。但与此同时，相对于全球的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大潮而言，这样的判断也有失偏颇。那就是，如果仅仅从效率以及规模报酬递减的角度出发，经济转型的方向便会停留在对于包括能源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资本等一切经济资源的高效利用上，只要是相对有效的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产业，那就意味着经济转型的成功。事实上，我们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譬如大力治理那种不理性的“投资饥渴症”等。

不过，问题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仅仅数年之后，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便开始变得徒劳，为何呢？彼时，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全球涌现出对中国制造品的旺盛需求，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我们仍然继续加大力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推进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提高产业产品附加值。相当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坚信，只要中国坚持走开放经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路子，我们就一定能很快实现经济转型。不幸的是，事与愿违，经历了20余年的努力，我们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如期而至^[3]，究竟为何呢？原因在于，有关经济转型，实则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第二层含义。

经济转型的第二层含义恰恰就与全球化有关。如果说，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受惠于全球化的过程，那么2001年后，我们的经济在受惠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经济转型的内涵。如前所述，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事实上克服了诸多先前的弊病，并在相关的产业领域取得较大成效，包括极大地提高全球市场份额，以及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体现为国民经济TFP（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结果是带来了满目疮痍的环境，究其原因，与庞大的经济规模不无关联，即便我们将每单位的资源和环境利用效率提升到极致，也挡不住全球市场在短短10年内对于中国制造品的需求给有限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在推进经济转型之初，我们便没有将能源资源环境的市场化纳入改革的范畴，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经济转型便是在失衡的状态下演进的。结果是，尽管技术转型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资源环境领域转型滞后于经济效率，并最终爆发，拖累整个转型的成效。如陈诗一教授新著《能源、环境和中国经济转型》第二章所提，“拖累经济效率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四种，包括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4]。(www.xing528.com)

在上述著作中，陈诗一教授把能源强度作为重点的分析对象，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如果我们还只是将经济转型的内涵停留在资本深化（规模保持递减）的层面，那么，我们对经济转型的理解是不够全面和“与时俱进”的；如果我们还不能将经济转型的主要约束力尽快地从效率约束转变为资源环境约束，那么，即便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也无法真正应对全球能源资源环境变化的最新趋势，从而失去解决经济转型问题的良机。我想，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显然非常有助于理论界和业界人士重新认识经济转型与能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而加速经济转型战略和对策的调整。

如果理解了上述有关经济转型的第二层含义，就可以明白，目前的经济转型是处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之下，却走上了一条“能源资源环境软约束”的经济增长道路，由此，经济转型的方向逐渐明朗，那就是将资源环境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将经济增长纳入这硬约束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