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认知基础不足

有关中国经济转型这一话题，已经热议多年。官方层面上，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1]，彼时，中国经济以及经济改革正值旧的动力消耗殆尽、新的动力举步维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亟须一次新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全社会陆续开始了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模式转变的思索和讨论，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然而，经济转型是知难而行更难，时至今日，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仍然在转型的路途上蹒跚，为何呢？

其一，长期以来，从事经济转型研究的经济学家大都侧重于从经济结构本身出发，认为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譬如技术进步、改善经济制度等，就足以推动经济从粗放式的发展向集约式的方向转变，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能源环境利用所具有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能源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带来的约束。某种程度上，从经济增长需要出发的经济转型都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约束条件，充其量，只是将这个作为边界性条件加以处理，因而长期以来，经济转型一直在“能源环境的软约束”条件下进行。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经济转型其实是无法真正取得成功的，在能源环境的这种软约束下，各级政府其实是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进经济转型的。

其二，从事能源环境保护研究的专家又大多仅仅侧重于自身的技术领域，他们的确可以较为准确地掌握和理解中国能源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进而也提出了加强能源环境保护的方略，譬如通过各种法规来提高能源环境保护的标准、明晰奖罚制度等，但如果从能源环境保护的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些规定充其量只能是“末端意义上”的治理，为何呢？因为我们的确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出发来强化能源资源环境的保护，但要知道，这样的保护措施能否有效传导到其源头，即能源资源环境利用的层面，以及什么样的措施会真正作用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层面，这里面显然有着很长且复杂的一段传导路径，如果是仅仅将这个传导路径简化为“法治”，那显然是不足以发挥保护能源资源环境的成效。结果是，从末端来看，能源资源环境没有得到保护，而从源头来看，经济结构照样粗放，经济转型遥遥无期。(www.xing528.com)

上述两个极端视角所产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基于经济转型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强大关联性，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视角呢？那就是基于经济—能源—环境的综合视角，经济学上称为一般均衡的视角（或方法）。简单而言，就是要在能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来审视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如果开展研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研究至少不会走偏。

实际上，基于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视角出发来理解经济转型，其关键在于将能源环境保护的需要纳入经济转型的战略和决策过程，尤其是要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融入经济转型的方方面面。譬如对能源环境的成本进行计算，并折算成影子价格，通过各种途径置入经济政策，这也正是沟通经济学研究与能源环境保护之间最好的桥梁。按照著名环境经济学家威廉姆·诺德豪斯（2011）的话来讲，这也就是“取得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