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非常丰富，定性研究包括对其发展背景、现状的评价和对前景的展望，或是对其披露影响机制的探究；定量研究更为普遍，主要集中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评价、影响因素探究等，但关于披露的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
对于绿色信贷的国外研究主要围绕赤道原则展开。史立顿（Scholtens）等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不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相比，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尽管付出更多成本，但会拥有更高的社会声誉和更低的贷款风险[6]。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大多以政策评述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为主题。张平淡等对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演进及其背景变化作了归纳和总结，提出强化银行业金融责任功能和环保主体意识、提高环境信息在监管主体间的共享等政策建议[7]。此外围绕绿色信贷展开的研究还包括商业银行执行该政策后盈利能力受到的影响等[8][9]。李爽爽等根据赤道原则建立对上市银行绿色信贷指标的评分标准，实证研究发现实行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银行的信誉风险，产生绿色声誉，对银行的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10]。
在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银行借款的相关性时，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银行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结构或融资比率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信息披露不足的企业需要承担更高的贷款利率，接受更短的借款期限，以弥补债权人为其承担的环境风险；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过多的环保投入可能占用企业发展核心业务所需资源，从而增加银行按期足额收回信贷资金的风险，因此两者的关系恰好相反或是并无显著关系。
与研究借款结构和利率的文献相比，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银行借款规模的影响的文献目前还较少。倪娟、孔令文等（2016）[11]以2012—2013年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能比不披露的公司获得更多银行贷款，但并未分析披露质量的好坏对其融资的影响。李志军等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趋紧时，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的公司，会因为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可获得更大规模的银行借款[12]。科米尔（Cormier）等的研究显示较低的财务杠杆意味着较强的资本运作和筹资能力，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持融资优势[13]。龙姣等以2007—2011年沪深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贷款融资规模越大，但这种正向影响会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时被减弱[14]。因此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五种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上市公司新增银行借款能力均越弱。(www.xing528.com)
将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指数拆分为愿景类、经济类、治理类、碳排放、排污类等5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在环境领域提出较多愿景的企业，可能存在较多环境问题和风险；碳排放和排污类信息的披露会暴露企业将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经济类和治理类环境信息意味着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环保设施的购置和运行，可能影响到主营业务的发展，均不利于获取借款。
假设2：环境信息披露对新增银行借款能力的负向影响将会在有融资需求时减弱。
有融资需求时，企业通常面临需要新增投资项目或是正常经营现金流短缺的情境。此时银行信贷审批流程中，会更多考虑投资项目本身的预期收益率，或企业自身经营和财务情况，弱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暴露的环境风险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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