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会根据法律及大众的需要做出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同时,这个行为也会对一些因素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要的影响集中在企业绩效、对污染的控制和股票价格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股价、环境和污染控制这三方面。
(1)股价波动。
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成本的预期,由此可能导致企业股价的变动。个别信息主要影响企业的预期成本。个别信息发布后,投资者预期企业会在未来成为政府管制的对象,受到来自政府和社区的减排压力,企业由此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污染控制,生产成本会增加。行业内比较信息主要影响企业的预期收益。一方面,消费者可能从环境表现差的企业转向环境表现好的企业,投资者预期企业未来的市场会变小;另一方面,环境效率通常与总的生产效率相关,排名落后的产业会引起投资者对其生产能力的怀疑。从环境奖惩来看,相关研究发现,在遭到环境诉讼后,样本中的美国企业平均会遭受1.2%的市值损失,环境奖励能够使企业的市值升高0.82%;从比较信息来看,在政府公布的环境表现排名中,排名靠后的企业会经历明显的市值下降。
(2)环境绩效。
数十年来,已有不少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好坏与环境信息披露程度相关性的研究。一方面,好的环境绩效可以减少公司未来环境支出,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此环境绩效好的公司会自主地多披露定量和定性的环境信息;另一方面,差的环境绩效可能带来环境诉讼,因此公司会尽量少地披露负面信息。关于这两者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目前有以下四种结论:无显著关系、负相关、正相关、U形关系。大多数研究得出了二者负相关的结论。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者无显著关系,例如,有研究比较了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与CEP的环境评级结果。环境绩效比较差的企业和环境绩效比较好的企业均会选择多披露其环境信息以达到提升自身形象、促进期望的目的,而一些绩效一般的企业则相对披露较少。U形关系可以说是前三种关系的综合。(www.xing528.com)
主要有两类理论来预测和解释企业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即自愿披露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自愿披露理论预示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环境绩效好的企业为了将自己与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区分开来,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社会政治理论暗示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其受到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函数,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有动力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突出其成就方面,将其业绩的变化告知利益相关者,从而改变人们对它们的预期,因此两者有负相关关系。
(3)污染控制。
根据有关研究,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在某种程度上对控制排污、解决污染问题有很大帮助。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个立法强制执行的数据库,这为公众提供了知晓企业排放有毒物质信息的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几次重大中毒事件后,美国环境保护区建立了一份有300种化学物质及20种有毒物质的名录。这项法律的实施成功减少了企业污染的排放,减少了中毒事件的发生。实施了绿色观察(Green Watch)的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企业,主要的排污企业都在试点项目期间改善了其对污染法规的遵守情况,且增幅相似,可见公众披露项目对污染控制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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