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环保投入的动因和横向比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国际环境经济学界提出来的旨在说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之间关系的曲线，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之初，环境将会恶化，而随着经济的逐步增长，环境会在某一时刻出现好转，其临界值大约在人均GDP 5 000美元左右。目前，受各种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状况之间的这一经验关系还没有完全在我国得以验证，但从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公共支出的特点来看，该地区的环境保护事业确实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保护发挥着关键的促进作用，而不断增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逐渐提高的公众环保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需求，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投资。

11.2.2.1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的前提和基础

长三角3省市环境保护投资的规模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程度上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其他地区，这主要受益于长期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随着经济的增长，它对环境的正向反馈能力越来越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是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1）长三角环境保护投资水平的横向地区比较。

将长三角地区的环境保护投资水平与全国以及国内其他省市相比，长三角地区的环境保护投资水平院高于国家水平和其他落后地区，但也低于其他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从全国选取7个省市做比较，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以人均环境保护投资作为环境保护投资水平的代表性指标，数据表明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见图11-5）。以2003年为例，上海市人均GDP在7个地区中是第2位，同期人均环境保护投资水平为第一，而浙江省人均GDP在7个省市中排在第4位，同期的人均环境保护投资也排在第4位。

图11-5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投资程度

（2）长三角环境保护投资水平的纵向时间比较。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之间的正向规律同样体现于长三角地区自身，城市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扩大背后正是经济的逐年增长，经济的增长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源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图11-6以上海为例，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一直处于2位数的增长速度中，这使得其环保投资不仅在人均规模上，而且在相对于GDP的比重上，都有较大的增长，分别从1991年的人均环保投资不足100元、占GDP比重不足1%上升到2003年的1 663元和3.02%。

图11-6　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的比较

11.2.2.2　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的推动力(www.xing528.com)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客观上为环境保护投资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证，但上述分析告诉我们，长三角环境保护投资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推动。那么，政府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去增加环境保护的投资呢？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到底是什么因素最后推动了这些处于较高发展水平下的地方政府去加大环境保护投资的规模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工业化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庞大人口基数上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下的公共环境意识的提高给当地带来了环境保护的更高需求。

（1）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体现在长三角2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能源，同时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结构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高污染性行业，从而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等方面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见表11-7），表11-7表明在废水、废气和固体废气物等压力指数以及资源压力指数上，江浙沪地区基本上都高于全国水平，其中上海市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充分说明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这一压力又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流动性增长中不断得到强化，在由人口数量、生存空间和人口素质三方面构成总值为1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压力指数上，江浙沪2003年度的指数分别为0.41、0.37和0.38，都高于全国水平0.32^[8]。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人口压力给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危机，只有大规模地展开环境保护投资才足以扭转传统增长方式下的弊病，从而化解协调发展的危机。

表11-7　2003年长三角地区生态资源、环境总压力

（2）长三角公众环境意识的改善。

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成果是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带动居民环境偏好的变化是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的一个重要微观机制。就环境保护投资而言，居民收入的提高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改善公众环境意识，带来公众对于良好生存环境的更高要求，体现为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投资供给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改善公众环境意识，带来公众自身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提高，体现为公众自身对环境保护的支付。这两方面影响都可以最后促使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不同的是，前者将增加环境保护的公共投资，后者将促进环境保护的民间投资（消费）。

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居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增长（见表11-8），因此客观上使得公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有了更高要求，但与此同时公众生态支付倾向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造成较高的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较低的实际支付意愿之间的背离，居民收入增量无法在民间层次规模化地转化为环境保护投资，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在环境保护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

表11-8　长三角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