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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时间:2023-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显然,环境公共支出通过多个途径影响着成本结构,并进而波及经济增长。尽管该研究略显简单,对其他外生因素也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包括人口、污染量、环境意识等独立于国别或GDP的因素,但其结论却说明在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此条件下,环境公共支出不仅仅是与经济增长相关而已,而且其支出水平还有助于经济增长。

环境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为回答上述的问题,有必要先梳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环境公共支出会拖累经济增长,包括产业竞争力,其理由是环境管制在给私人部门施加成本的同时,其派生的环境公共支出会对私人投资以及产出造成挤出效应。该理论假定环境公共支出是以资本品(如环保基础设施)的形式体现出来,那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会对其他部门以及私人部门的资本品投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即公共资本支出会对私人投资造成挤出效应。相反,私人部门支出本可以为了得到稀缺的资本而进行市场公平竞争从而更加有效。由此,有研究认为,环境支出的真实成本便是由于挤出效应而给经济增长以及产业带来的长期收益损失。比如,当强制性环保标准限制新工厂开工而豁免旧工厂时,便会对新的有效的技术投资带来约束,而运营成本也会由于减排措施对效率的影响而普遍提高(比如,二氧化硫的排放控制便将降低能源效率)。显然,环境公共支出通过多个途径影响着成本结构,并进而波及经济增长。

此外,也有相反意见,认为环境公共支出会带来积极因素使得私人部门的成本在下降而不是上升。首先,强制性的环境公共支出可以提高市场主体的环境意识,包括节省能源和材料成本的方法;其次,与环境公共支出相伴随的环境管制可以改进生产效率(Morgenster et al.,1997,2000)。还有,公司环境管理的很多文献都强调收益与环境公共支出间的互补性,最有名的例子由波特(Porter,1990,1991)提出,“波特假定”认为市场主体(企业)往往并非高效运作,某些环境管制和环境公共支出就像催化剂一样,使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更高的产出,这便是企业环境文献中所提及的双赢观点。(Schaltegger and Burritt,2000)

与此同时,皮尔斯(Pearce,2002)还利用OECD的数据分析环境支出的收入弹性,分析综合了1972—1995年间的数据,在他们的分析结果中,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是环境支出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次是德国、法国和日本,但就收入占比而言,美国的公共环境支出则在其他国家之后,包括日本、奥地利、荷兰和爱尔兰等在内的国家的公共环境支出占到GDP的1%以上。另外,该研究的结果还表明,GDP与环境公共支出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当GDP增加时,公共环境支出也随之增加。尽管该研究略显简单,对其他外生因素也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包括人口、污染量、环境意识等独立于国别或GDP的因素,但其结论却说明在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环境公共支出是有损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本节将借助公共经济学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也就是在传统经济均衡模型基础上,将所有的投资分为两部分,环境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而在产出方面,则与之前的模型相区别,本书将所有投资项目的潜在净收益与平均的潜在投资效率等同起来。本节的分析将对两种经济均衡进行比较,一是有环境公共支出部门的经济增长,二是没有环境公共支出部门的经济增长。分析的重点在于私人消费的产出与用于当前环境公共消费性支出产出之间的差异,这部分产出我们称之为“消费性环境公共产出”。本节的基本结论是具有环境公共支出的经济将比没有环境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地更快,当然,本节分析设定一个前提条件,便是环境公共支出产出效率与私人投资一样,而环境公共支出的预算规模也没有限制。(www.xing528.com)

在前文中,我们曾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公共支出水平存在相关性,本节将进一步证明这一关系成立的前提是环境公共支出中的消费倾向(公共环境消费倾向)低于私人支出的消费倾向。在此条件下,环境公共支出不仅仅是与经济增长相关而已,而且其支出水平还有助于经济增长。

在传统经济均衡模型中,无环境公共支出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为g=sσ(Domar,1946),其中s是私人储蓄倾向,σ是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有σ=d P/d t/I=P′/I,因而P′=σI,(d P/d t=P′表示投资的潜在增长水平),我们将经济增长率g视为比对的标准,也就是如果经济增长过程中设有环境公共支出部门,通过征税来购买环境公共品和服务后,经济增长率将是多少。

为了分析需要,我们可假定所有的社会投资分为环境保护与私人投资两个部门,分别为Ie和Ip,而投资的增长水平P在两个部门是相同的,P′=σ(Ie+Ip),为使经济实现均衡,产出增长水平要与投资增长水平相等,即Y′=d Y/d t=d P/d t=P′,私人部门总需求增长水平则是C′p+I′p=(1-s)(1-t)Y′+I′p,C′p和I′p分别表示私人消费与私人投资增长水平,社会总的环境公共支出则是资本性环境支出Ie与消费性环境支出Ce之和,我们可以把消费性的环境公共支出表达为Ce=atY,t是平均税率,a表示全社会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因而,具备环境公共支出下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是Y′=(1-s)(1-t)Y′+I′p+atY′+I′e,从中可以得到均衡的增长水平g 1,g 1=[(1-t)s+t(1-a)]σ,与g相比,如果a<(1-s),那么显然有g 1>g。

以上分析说明,当环境公共支出的消费倾向低于私人支出消费倾向时,具备环境公共支出条件的经济增长会快于无环境公共支出下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在整个环境公共支出中,资本性支出的比例(即资本化程度)如果高于私人收入中的私人资本性支出比例,环境公共支出就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结论的经济意义是极为显见的,那就是在均衡增长中,假如所有储蓄都用于投资,那么征税后所支持的环境公共部门虽然会引起私人储蓄下降,并有损经济增长,但只要环境公共部门的资本化程度高于私人部门,那么征税对私人部门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可以被抵消掉,而且经济的整体成长也将从更高的环境公共支出资本化倾向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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