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对此开展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两位学者共同提出并验证的呈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G.and Krueger,A.,1995),即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此后有大量的各国学者加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行列,来进一步验证国家和地区以及城市等不同层面上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并进一步解释其中内在的机理。总体上,他们成功地从中找出了包括规模、结构、制度和技术进步等的关键解释变量。
皮尔斯(Pearce)等人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变量及其演进过程归纳为如下四点(2002):
(1)人均收入增加将吸收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此时如果缺乏政府政策干预,那么环境质量将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2)在某个时点后,产出结构发生变化,将会降低单位产出对环境污染排放的依赖,进而在贸易许可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的产业将出口转移到落后国家,也就是说,污染实际上是“可出口的”;
(3)假如环境质量是有收入弹性的,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改变将体现为政策转变,而管制的加强则对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最有可能仅在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则较难实现;
(4)技术类型将在经济增长促使资本要素取代环境要素的同时向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在以上四点中,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要形成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的关键显然是后三者的环保努力能否抵消第一点中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第二点由于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对污染进口国的负面影响。就此,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实则并没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仅是将收入与环境质量进行直接的关联分析。那么作为环境保护努力程度的重要体现,政府的环境公共支出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www.xing528.com)
从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开始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往往采用以下形式的公式:e=a+by+c(y)2+ε,或E=a+by+c(y)2+ε,其中e是人均排放,E是总排放,y是人均收入,ε是干扰项,y的二次方决定了曲线的最终形式,即倒U形。对上述公式求导,可以得到y*=-b/2c,这正是倒U形曲线的最顶点所在位置,从这个点开始,人均环境污染或绝对环境退化都将随着收入增长而减少。
在上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设下,推动曲线从顶点下滑的公认原因之一便是当收入达到顶点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将开始上升,尽管不同收入群体在减排上有着不同的诉求,譬如高收入群体的减排意愿比低收入群体来得更高,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实则与不同群体间减排意愿的差别没有什么关系,曲线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变化的关键动因在于,环境质量需求是有收入弹性的,即当收入发生变化后,人们对于环境质量进而减排的需求将发生改变。这一点具体体现在环境支出上,无论是私人的环境支出还是政府的公共环境支出,都有着收入弹性。以此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后半段便极有价值,随着经济的成长,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后,由于收入弹性效应的作用,环境保护的支出比例将提高,包括公共的环境支出与私人的环境支出都将同时上升。
由于环境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有着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的特点,无法像其他私人产品一样进行直接的货币化,因而具体到环境质量以及环境公共支出的收入弹性,必须引入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通常在涉及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时,往往是用支付意愿来进行界定,也就是环境质量本身便是不同支付意愿下的价值体现,相对于直接的收入概念而言,支付意愿既与收入水平正相关,也会与其他的变量有关,包括环境意识、教育、性别、公平等(弗里曼,2002)。但总体而言,还有一个因素对环境支付意愿有较大的影响,那便是价格。故而,撇除其他因素之后,取决于支付意愿的环境质量及环境公共支出便可以分解为两大部分:一是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二是环境质量需求的价格弹性;最终,环境质量需求的支付意愿弹性便等于收入弹性与价格负弹性之比。关于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大小,加罗德和威利斯(Garrod and Willis,1999)认为环境产品短期价格弹性小于1,收入弹性为正,而且往往大于1,后者的结论与环境产品是“奢侈品”的直觉是一致的。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环境公共支出的增长呢?通过以上对环境质量需求的分解,可知①随着收入的增长,环境的支付意愿弹性提高,因而可以带动环境公共支出的增加;②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支付能力的增加,一旦曲线顶点出现,国家便将投入更多资源开展环境保护,以抵消那些在增长过程中累积的排放。就此而言,更高的环境支出反映的是较高的环境退化程度。此外,环境公共支出的提高体现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倾向性的增强。也许正是由于收入上升后社会意识或环保倾向的改变,才使收入与支出间出现如上的关联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and Tullock,1975)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Coase,1960)中都提出不同的环境质量利益相关者需求共同推动了政府提供环境公共产品。
以上研究结论引出下一个问题,即环境公共支出既然有助于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并与收入水平(包括价格水平)挂钩,那么,环境公共支出会否在助力于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损害经济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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