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环境税费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大致集中于几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是重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根本动机。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决定了企业面对环境治理时由于搭便车而产生的被动性（唐国平、李龙会等，2013；包群等，2013）。绿色投资专注创造环境效益的特性决定了环保投资的低主动性，企业决策者基于理性假设，会采取搭便车的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环境税费为代表的政府环境规制成为企业绿色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若该企业无视环境规制，那么预计未来发生的环境诉讼和环境罚金的可能性会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营现金流（刘凤元，2010）。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被迫在前期做好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增加对应的投资。以“排污费”为前身的环境税的征收会造成企业税负的增加，但税收的导向作用又会迫使企业调整生产（毕茜、于连超，2016）。一方面，面对课以重税的污染产品以及生产线，企业为了寻求利润空间，必须改善现有的产品和规模，提高资源使用率和生产效率，注重低能耗产品的生产，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在环境税的激励下，不断改造、创新能够提升产品生产效率的技术，引进节能减排设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控制污染和研发新能源。这都无疑会促进企业加大绿色投资规模。

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强度呈倒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强度先升后降。另外，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对环境规制的反应程度不同，有的学者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投资的数据分析，认为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企业通常对环境税等环境规制的反应更为积极，进而投入更多的绿色资金（毕茜、于连超，2016）。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同等程度的环境规制下，民营企业更倾向及时调整环境投资策略，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环境治理结果。(www.xing528.com)

与政府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影响的肯定结论相反，一部分学者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并没有显著影响（张功富，2013）。有的学者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企业绿色投资与政府环境规制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面对环境规制，更倾向于缴纳罚金而非进行绿色投资（马珩、张俊等，2016）。

环境税作为排污费的延伸，在我国也即将成为政府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因此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通过以上对于环境税费和企业绿色投资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对于环境税费政策的研究异常活跃，同时得出的结论也各有千秋，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