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企业绿色投资的法律因素、激励手段和监督机制

国外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内容包括法律因素、激励手段、非正式因素（宗教、文化因素等）、监督机制等方面。保罗·埃金斯、斯蒂芬·斯宾克（2013）对欧洲的环境税与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欧洲范围内的环境税改革是欧盟地区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十分有效并且经济的手段，它不仅代价较低，而且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技术革新和长期经济发展。国内研究表明，绿色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王金南等，2009），并且对工业企业废气减排、水污染COD排放、环保产业的发展等均具有正向作用（何凌云等，2013）。目前，我国绿色投资存在投资不足、效率不高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颉茂华等，2010）。

绿色投资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投资方式，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绿色投资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主要的研究分类如表9-1所示：

表9-1　对绿色投资的界定(www.xing528.com)

通常所说的“绿色投资”，指的是从企业的视角，在环境保护上的研发、开发与服务的投资额；或国家政府层面的绿色投资。本小组目标研究的“绿色投资”，指的是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投资，在我国重污染企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环保投资与小组界定的绿色投资概念相一致。但是由于我国重污染企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定相对模糊，在上市公司报表中的绿色投资额度披露相对模糊、宽泛，大部分企业只给出了一个数值，并未对具体运用做出相关解释。

因此基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小组在搜集数据资料时将我国学者对“绿色投资”研究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总结出企业绿色投资的“中观层面”，即基于省份层面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