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碳排放价格与参与度成本收益分析

碳排放价格与参与度成本收益分析

时间:2023-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图7-1不同应对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注:根据W.D.N.,2008整理而成。其二,参与度决定碳排放价格以及应对机制成本收益水平。进一步比较引致不同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世界各国的参与度,也就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问题就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或者表现为参与度。

碳排放价格与参与度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2008,2010)以及Tol(2001,2009)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对净成本的影响主要三个来源,分别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总体上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在净成本上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部化到碳价中,那么碳排放价格便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从而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也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碳减排支出两种成本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标志性指标,那么我们可以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15种情景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如图7-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图7-1 不同应对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

注:根据W.D.N.,2008整理而成。

从图7-1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引致碳排放价格越高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它的成本也就越高。譬如,较之于《京都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够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之内的应对机制显然就有着更高的成本,同时,较之于不覆盖美国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其二,参与度决定碳排放价格以及应对机制成本收益水平。(www.xing528.com)

进一步比较引致不同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世界各国的参与度,也就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不论是《京都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摄氏度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将全球的碳排放纳入管制范围里。从绝对意义上,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那么碳排放价格也会越高(Nordhaus,2007,2011),当然,从应对的结果来看也会越有效。问题就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或者表现为参与度。从官方的表态来看,我们可以将“参与度”分为三种情况:参与/不参与/有条件参与。以《京都议定书》为例,这三类国家的指向非常明确,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再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国和印度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的阵营。此外,从非官方的角度来看,参与度的衡量更加复杂一点,因为有可能市场或部门或地区的参与程度与官方表态不相一致,从而使得实际的参与度显得更高或更低,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就此标准而言,我们可以将图7-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从而以不同的方法来描绘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如果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那么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与协商,一直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选取其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便可以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世界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如图7-2所示。

在图7-2中,尽管控制2度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的覆盖率),并且在《哥本哈根协议》中被予以确认,但从实际的执行情况来看,2度情景的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最后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因为实行了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滑。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而同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不断下滑(李志青,2012),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存在逐步减弱的趋势,这从而也旁证了基于成本收益衡量方法基础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于净成本水平真实评价的演变过程。

图7-2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变化

注:根据Nordhaus(2008,2009,2010)以及《多哈协议》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