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收益计算框架及其结果简析

国际学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效应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相应地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譬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量纳入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量以各种参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境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DICE）的研究为例（Nordhaus，2010），作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应对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见表7-1）。

表7-1　《哥本哈根协议》的成本与收益（到2055年）（单位：十亿美元，现值）

注：所有数值为贴现值，贴现率为资本权重处理后的世界实际利率。
来源：W.D.N.，2010

在表7-1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1]，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www.xing528.com)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在此，由于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各国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相对于其减排能力而言，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是为正的，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诺德豪斯（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 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Nordhaus，2008），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2]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根据性质的不同他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境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诺德豪斯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如果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是激进，那么在未来国际社会所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会越高（Nordhaus，2008），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多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以及国际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IPCC，2007；Stern，2007）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以及什么样的关键因素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成本收益经济学意义上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