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主义：挑战与启示下的经济学研究

就城市规模与承载力的既有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各种城市生态环境灾难的发生及其灾难性影响，在此之前，人们甚至对承载力的存在知之甚少。尽管生态环境灾难及其后果不像是经济学所需研究的命题，但这正是各种经济发展理念长期侵蚀下的结果。

譬如，农耕社会里，只有水土肥沃的地区才能繁衍出人种与人口，但随着“马尔萨斯现象”^[3]的出现，在自发的小农经济思想指导下，精耕细作成为最后的选择，土地肥力被不断透支，同时还不断通过生育来增加“劳动力”，结果是总人口在不知不觉中接近并突破以土地为代表的承载力极限。要知道，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提高农业产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理念或思想在承载力范围内并没有错，事实上也与后来出现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强调要素禀赋的思想相契合。但无论是强调静态的小农经济思想，还是后来强调动态的现代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都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划定在行为主体的个体范围内，也就是从一国／地区，或企业或个人所拥有的要素规模及结构出来，来计算各种技术条件下的最边大界可能性边界（如图6-1所示）。

图6-1　受生产要素决定的生产可能性

图6-1中，X，Y分别代表所需的不同生产要素，曲线上的各个点代表不同的要素组合，同时也代表社会产出和福利最优的点。理论上说，两种要素间存在完全替代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我们用一种廉价要素替代另一种昂贵要素后，产出水平不变的简单道理所在。

表面上看，图6-1也包含了承载力的意思，也就是个体不能越过所拥有要素的承载边界来生产，但事实上，这样的计算只是表达了可能性，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承载力要素（主要体现为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土地、食物、水资源、矿产、能源等）并非没有上限。直观地看，这个上限便是体现为人口数量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图6-2　生态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www.xing528.com)

以图6-2为例，在图6-1的基础上，我们添加了两条直线，分别代表决定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因素C1和C2，它们的大小无疑约束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范围，并使得生产出现了上限。实际上，这个上限正是生产所有这些承载力要素的生态环境系统，而这样的一个系统不仅在局部地区范围内其内部组成相互间有交叉性，进行往复循环，更重要的是，它的构成成分还在频繁地进行跨地区交互，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往复循环。

所以，在历史上的前工业化时代，繁荣的地区在短期内受上述经济思想指导而快速地突破本地生态环境发展的约束，同时又无法通过经济体系的交互性来有效地转移其承载力约束，结果是文明与城市的衰败。而到了工业化时代，这样的兴衰周期似乎被拉长了，我们在某些区域内往往已经较长时间里观测不到承载力的约束性，譬如发达国家，又譬如聚集了大量人口的都市。即便如此，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的发展能力已经完全解除了承载力方面的后顾之忧。只不过，鉴于上述生态环境系统的交互性可能，全球化的贸易条件让我们将承载力的约束及后果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即经济体系的交互性增强了地区的承载力水平，但要知道，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承载力并没有实际提高，只不过进行了结构上的转移，发达国家和地区承载力名义提高的代价其实是落后国家和地区承载力的急速下滑，甚至是掉入深渊（譬如受气候变化影响，某些岛国已经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被迫迁移）。

由此可见，就承载力而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确可以通过技术条件或贸易条件来修正本地的界限，从而继续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上指导经济发展，但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样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承载力约束本身便很强，生态环境基础比较脆弱；另一方面，不仅无法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承载力，还要输出本地的承载力，两相作用下，最后的结果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承载力水平逐渐被侵蚀。当然，如果从全球生态环境交互的角度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载力水平的下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最终它必定会逐步蔓延开来，波及那些先发或者承载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承载力的约束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在于，在现有的方法下，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系统在生产函数及发展决策中的重要性。否则经济体系便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拖累，先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然后到生态环境基础较好的地区，各种与承载力相关的病症会逐步蔓延出来，并最终损害社会整体福利。如果我们把代表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本视为“美丽”的话^[4]，那么还原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比价关系，并提高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就成其为重视“美丽”的“美丽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及体系（李志青，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