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上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范式上，要将这一理论范式转化为现实的具可操作性的可持续性衡量标准，显然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可持续性标准置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表述，有利于我们直观地认识不同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

而将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按照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假定个体是从消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消耗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良性运行中增进福利，这样就可以排除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本之间的完全替代。如果社会福利是整合了消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消耗以及社会稳定等指标的总生产函数，那么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就可以界定为跨期生产函数现值最大化的发展路径（Gillis et al.，1992）。它与非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最大区别在于，非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是当期效用（也就是当代人的效用）现值最大化的发展路径。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路径下，我们对于资源的投入水平应取决于跨期生产函数现值最大化所要求的条件，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条件。通过将抽象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化为满足生产函数最大化的具体条件，我们就可以将给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指标整合到单个的产出指标中，从而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统一的衡量，而相应的发展政策也就变成如何对这个指标施加影响的事了。

有关这一类衡量标准，较为著名的有“人类发展指标”（HDI，可见联合国发展项目，1991）。这个指标包括平均寿命、识字率、人均收入，它通过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予以公布，另外还有“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Daly and Cobb，1989）、“净初级生产力和承载力”（莫法特，2002）等指标，这些衡量标准经常被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作为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的依据（Murray，1993），这使得诸如HDI之类的指标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规范衡量标准。(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这些指标仅仅反映了既定指标构建方法下的一系列“偏好”而已，这些偏好显然并不是社会性的普遍“偏好”。比如，HDI的最大化并不等于其他测度方法下的平均寿命、识字率和平均收入也得到最大化，更糟的是，已有的测度方法甚至不包括那些至关重要从而应该包含在任何可持续发展指标之内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环境。

因而，要提出一个综合所有因素的可持续性社会总产出函数就必须对各种偏好和函数形式进行大量的假设。但正如古丁（Goodin，1986）所言，提出一个综合了所有偏好形式的社会总生产函数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普遍可接受的偏好基础上构建这一可持续性函数。而就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在皮尔斯（Pearce，1989）看来，基于不同的观点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不同衡量标准，可分为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