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个体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经济个体(包括厂商和消费者)行为选择是在个体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做出的,他(她)并不需要考虑群体内其他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然而,实际上每个经济个体都处于不同的群体网络中,他们的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个体间社会互动关系的影响,从而可能偏离原有的选择路径。这一点同样体现于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技术采用上,在互动化的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既体现为它可以促进新技术使用上,又体现于它设置了旧技术转向的障碍[6]。
波赫尼等人(Boahene et al.,1999)以加纳杂交可可的采用为例,研究了社会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农户所处社会网络对于技术信息的获取和采用成本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杂交可可的采用是一个整合不同机制和因素的过程——包括经济的和社会的……,经验证据表明在采用杂交可可的过程中,小型农户通过社会网络获取支持的可能性比大型农户利用农场优势获取支持的可能性来得大……”另外,近期在上海展开的一个有关高校学生创业状况的经验调查[7]也从创业者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评价这一侧面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于技术扩散的影响。
广义地说,社会资本指的是在给定经济体系中决定个体互动过程的一系列社会网络、规范和制度,包括存在于给定经济中的正式、非正式制度,它们通过作用于个体互动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经济体系的演进。
在这个极为宽泛的界定中,它的结构性部分体现为社会联系度(Kedzie,1997)和社会多样性(Fedderke and Klitgaard,1998)的社会网络。前者是在诸如人均电话拥有量、人均网络节点等指标基础上进行构建,后者则是依斯特里和莱温(Easterly和Levine,1997)所提出的三个指标的综合,它原来用于测度两个随机选取的个体属于不同种族、语言群落的可能性,在此则说明网络中个体的多样性。不同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联系度和社会多样性水平都是不同的。(www.xing528.com)
在笔者看来,上述界定下的社会资本对于技术扩散过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互动过程本身对经济个体决策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社会互动是个体行为外部性[8]的源泉,也就是个体行为选择在互动条件下将受到其他个体选择的影响,从而可能偏离原先的最优选择路径,体现于技术扩散过程就是个体的技术选择受到与之具有互动关系的其他个体技术选择的溢出性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影响着经济体系内的信息分布和个体间的合作水平。前者包括信息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影响着与新技术采用密切相关的知识溢出程度。后者是指经济个体在行为选择上的协调与一致性水平。通过改变信息分布和合作程度,社会资本的结构性部分影响了经济个体对经济不同方面变化的预期过程(新技术购买成本和收益),以及与新技术采用相关的交易成本、使用成本。因而,有着相似技术结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禀赋的国家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内部社会网络结构的不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