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环境质量收敛方向的实践证据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质量、价值存量及其变化进行系统研究，绝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地区和国别的范围，得出了具有较大局限性的各种结论。针对全球生态环境质量，其收敛的方向取决于两个因素：污染物的排放总规模（e）和环境治理的水平。后者相当于污染的消除率（m），其中既有自然形成的排放和消除过程（如自然界的呼吸过程、物质衰减或吸收等），还有人为的排放与消除过程（如工业化生产以及污水处理等）。假如g（e）＞g（m），也就是污染排放增长率超过污染的减少速度，那么全球污染物将逐渐累积，规模不断增大，从而使得全球环境质量总体上向“恶化”收敛；反之，则向“改善”收敛。

根据上述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总体上，体现为新型污染物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速远超过其消除速度，大气环境在持续恶化，也就是说，至少这部分自然资本的存量是在持续下滑。

有关另一部分自然资本，即传统污染物相关的生态环境质量，无论是排放的全球测度，还是治理的全球测度，都是极富挑战的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判断在于，发达国家的减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发展中国家的增排。根据托马斯·皮凯蒂得出的有关全球经济率g收敛于1%～2%的结论，结合物质循环的规律，各类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速率理应至少维持在大于0小于2%的区间内，也就是以一个或慢或快的速率增长（具体的速度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的有效程度）。至于为何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局部出现了污染排放增长等于零的现象，那只不过是在全球化贸易和投资条件下，污染物在国别间进行转移的结果，如果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改为封闭状态，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真正做到零排放。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从全球范围看，体现为传统污染物排放程度的生态环境质量只可能朝“恶化”的方向收敛，只不过这个恶化的速率表现出“由快渐慢”的特征。

在全球自然资本的演变趋势上，还有诸多细节值得探讨，包括积极的“治理”会否改变其收敛的特性，以及贴现水平对“治理”时间安排和节奏有何影响，以及全球性公共产品特性与全球自然资本演变之间的关系如何等。无论如何，在经济增长速率趋同以及资本收益率也趋于稳定的条件下，要维持这两点，自然资本存量就必然处于递减过程中，同时其递减不会过快以至于损及资本收益率这一核心利益本身。

全球自然资本存量的演变趋势对21世纪经济增长和资本收益率都会带来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扣除生态环境损失之后，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先前的收敛水平（1%～2%），也就是如果用区别于传统国民经济账户的绿色GDP来衡量，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规模都会有所缩减。此外，资本收益率方面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以石油为例，从过去150多年里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看（见图3-2），在资源存量普遍紧缩的情况下，其实际价格水平却一直走高，这意味着，即便是在自然资本存量下降的情况下，其稀缺性仍会加大其价值量水平，从而确保资本获得与其他资产同样的收益率^[14]。就此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纳入全球自然资本收敛因素后的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间关系演变的普遍规律，那就是：(www.xing528.com)

R～Rn＞G＞Gn

图3-2　1861—2011年世界原油价格^[15]

其中，R，Rn，G和Gn分别为资本收益率、自然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和绿色经济增长率（随着自然资本的消耗，其稀缺性将逐年抬高自然资本的影子价格，并扩大生态环境损失的价值量，在其他部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从经济总量中的扣除比例也在逐年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