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质量的收敛方向，到目前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无疑是已经走出工业化高峰、逐渐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比如北欧、西欧、北美的国家和日本等，它们在生态环境质量演进中具有共同特征，即早期都经历了较大的环境质量下滑（史称“8大公害事件”），大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开始着手进行环境治理，从而掀开了第一轮全球环境保护浪潮（以1972年联合国在挪威召开首次全球环境峰会为标志），前述“罗马俱乐部”及包括《增长的极限》在内的系列环境启蒙名著也都是这一轮环境保护浪潮的产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便开始整体全面向好，从之前的“满目疮痍”“昏天黑地”逐步恢复至“山清水秀”“蓝天白云”的状态，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回到适宜人居的水平。如前所述，这样的结果也正是环境质量能够逐步向“正面”的方向积极收敛的最有力支撑。
不过，上述的收敛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发达国家突然发现生态环境质量并非总体向好（1987—1988年左右，北美地区发生旱灾），只不过是在一些传统污染物指标上出现了向好的趋势，但在另一些非传统的污染排放物上，情况却继续在恶化，这些非传统的污染排放物就是“温室气体”[12]，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将造成平均气温上升，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态环境灾难。正是这一发现，让发达国家逐渐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起了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第二轮全球环境保护浪潮（以1991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地球峰会为标志），并开始逐步采取各种应对和治理措施，包括在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应对组织（IPCC）定期发布有关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2014年刚刚发布第5期的评估报告），以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框架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进了国际减排框架的落实（1997年通过了旨在削减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应该说，发达国家基于之前的环境治理经验，对第二轮的环境保护浪潮也寄予了厚望，希望同样实现大气环境质量趋好的收敛结果。但是事与愿违，从2008年《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到2013年失效，发达国家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不降反升（如图3-1所示）。
如果说，在1990年左右之前，发达国家是因为还对温室气体排放知之甚少而无法令其排放向好收敛，那么在1990年之后，为何随着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积极应对，反而出现反向收敛的趋势呢？前后两种污染物为何会出现不同的收敛方向？究竟是哪种污染物的收敛趋势更具代表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www.xing528.com)
图3-1 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百万tC／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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