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的特性与传统资本不同之处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资本的界定大多局限在一个狭义的范围之内。

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并没有忽视对“土地、空气、资源能源和其他环境”作为一种资本组成的考察。譬如在对资本的定义和划分部分，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而对于后者，“资本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反映出了每个社会的发展态势及该社会普遍的社会关系”^[2]，“空气、海洋、山脉等的所有权也是类似的情况”^[3]；同时针对资本价值量的核算，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我们几乎无法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人们在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剥离出来，单独计算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4]，“这些财富数据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自然资本和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通过数据体现出来”^[5]。此外，针对购买力上的不平等，作者认为，“毫无疑问，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并不完全准确，甚至对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的比较，误差也在10%以上”^[6]。针对公共财富积累的问题，资本／收入比之所以出现长期变化趋势，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人类可以积累的资本形式上，第二定律（注：β＝s／g）才能成立。如果某个国家的国民资本中有相当部分是纯粹的自然资源（例如，当这些资源的价值与人类的进步和过去的投资无关），那么即使没有储蓄的任何帮助，β依旧能达到很高水平。关于不可积累的资本类型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将在后文中做更多讨论”^[7]。

以上内容说明，包括托马斯·皮凯蒂等在内的众多学者虽然意识到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本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资本的特性，却没有对此展开单独的深入分析。他们仅仅将资本按照几个维度划分为可分资本和不可分资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等等，从而忽略了工业化社会以来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及其对资本形态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从增值性出发，资本实则还可以分为正资本和负资本。

从社会整体的意义出发，解决外部性后，一般的资本都有正的增值性，也就是托马斯·皮凯蒂等所讨论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把“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纳入这一类资本的范畴中，并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得出了土地长期贬值、公共资本逐渐萎缩等基本结论。这样的资本定义及归类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诸如“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显然有着与传统资本相异之处，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其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不属于正资本，其积累过程和形态的特殊性意味着如果将外部性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其总存量规模具有明显的“减值性”特征，在“自然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绝对有限的情况下，所有看似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资本增值和增加财富的过程，其实都是消耗“自然资本”的过程，即便表面上拥有“自然资本”的所有者也从中获得了要素性的回报，但这只不过体现为价值量增加之后的增值（后文将详细解释），而不是“自然资本”的存量在增加。换句话说，是用“价值量”的增值性掩盖了“自然资本”在存量上的减值性，是将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本”等同于可以复制的“金融资本”，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最基本原则“Hotelling定律”^[8]。此后基于这个原则，经济学将资源和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函数和国民账户中，并构成了“资本”及“资本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工业化革命的推进和技术的进步，资源和生态环境在资本形成的价值链中占比越来越低，边际贡献也越来越小，以至于托马斯·皮凯蒂得出“土地”等资源长期贬值（而资本却保持长期固定的增长率）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显然不同于当下深受工业化污染之害的人们的感受。因此就派生出“自然资本”的第二重特性。(www.xing528.com)

其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主观价值型”资本。在传统的资本定义中，绝大部分组成成分在价值的衡量上都是“客观的”，也就是扣除价格波动因素，其价值受规模水平的客观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市场化程度”，一般资本的价值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直接披露。但生态环境的价值却并非如此，环境经济学很早就发现，环境资产属于无法市场化的要素或商品，有着明显的“公共属性”，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主体主观的影响，这使得“自然资本”的价值发展呈现独特之处。一方面，和其他私人产品一样，稀缺性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其“价格”；另一方面，与私人资本不同的是，源自主观价值提高的“自然资本总价值”却与不断递减的“自然资本存量”并存。

中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末全国林地资产实物量3.10亿公顷，林木资产实物量160.74亿立方米；全国林地林木资产总价值21.29万亿元，其中，林地资产7.64万亿元，林木资产13.65万亿元。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期末相比，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期末，林地资产实物存量从3.04亿公顷增长到3.10亿公顷，增长了2.0%，价值量从5.52万亿元增长到7.64万亿元，增长了38.4%；林木资产实物存量从145.54亿立方米增长到160.74亿立方米，增长了10.4%，价值量从9.47万亿元增长到13.65万亿元，增长了44.1%。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主要生态服务的总价值为12.68万亿元^[9]。从中可见，生态环境的价值量有着偏离其存量的明显特征。

在笔者看来，这一偏离正是长期以来资本收益率保持固定速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便在“自然资本”存量（或增速）递减的条件下，不断趋高的“自然资本主观价值”为其要素租金的高企提供了保障，进而也就为资本的总收益率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