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根据第1章可知，在环境经济学中，有这么一条专门用来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变化关系的重要曲线，并且由于这条曲线的形状很像一个倒过来写的大U，因此也俗称为倒U形曲线。不过，基于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对这条曲线得出的结论完全盖棺定论，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假说，也就是并无法对其真实性进行有效验证。就此而言，更为恰当的表述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尽管如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横空而出，之后便搅动了国际环境经济学学术圈的一池春水，并带动了后续无数的相关研究，几乎成为20世纪中叶环境经济学创始以来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见之一。

无论是作为一条曲线，还是一个假说，都有其渊源，一则是什么样的发展背景和契机促使这条曲线或假说的出现；二则是理论上而言，又有怎样的铺垫，使得这条曲线能够横空而出。只有正本清源，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考察，这样一条貌似简单的曲线如何造福于中国的环境保护实践。

话说回来，这样一条曲线究竟讲了些什么道理呢？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的变化关系。

在此之前，尽管环境问题早就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都一直“先入为主”地将经济增长当作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认为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走上了一条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道路，陷入了错误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带来了大规模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质量下滑的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都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条件，既然是既定的，那么也就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一定要进步，经济一定要增长，但环境问题也要加以解决，怎么办呢？那么，只有把目光转向制度层面，也就是改善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安排，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过制度的约束最大限度地扭转环境质量下滑的程度。

由此派生出最早的环境经济学理论，那就是基于产权和外部性内部化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其中也就有了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对环境保护的巨大贡献。从科斯的理论出发，当时的环境经济学貌似找到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即从解决“外部性”出发消除“市场失灵”，让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要素”性资源，重新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得到市场的合理配置。

这样的解释显然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的确是环境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很多的环境保护实践中发现，只要能够合理界定共有产权的问题，就可以消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使得环境污染水平恢复到社会最优的程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有“迷惑性”的是，科斯认为，只要所有的交易是无摩擦进行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外部性问题便可以通过市场自身解决，而当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或成本很高时，外部性问题就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或法律来解决。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科斯定理”，也为后续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既然市场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设计这样一个市场来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如碳排放的交易市场。

基于产权和外部性的环境经济学基本主导了早期的理论发展。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在另一个环境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理论后（这个理论认为，资源环境问题可能与经济增长更有关系，但基于多种原因，其论证并不充分，其预测也并不准确），仍无法撼动环境保护领域对于产权和外部性理论的狂热。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环境保护的立法、规制、市场等风起云涌，西方各国都将环境保护的希望寄托在制度性的变革上，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90年代。

到了9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西方国家的环境得到改善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业界，都认为制度变革功不可没，这样的环境保护制度也值得在全球推广。不过，情况显然并没有那么乐观。一方面，在部分发达国家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却在恶化；另一方面，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逐年升高，危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基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在1990年召开了首届全球环境峰会，重点讨论了上面两个问题。此次会议有两个重要成果：一是确定了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的动议，二是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其言下之意都在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反而还必须更加重视。那么，既然此前已经找到了制度上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了，为何又出现新的问题呢？

其实，有关环境问题的根源，早期理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制度之外的成因。譬如，在1968年出版的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公地悲剧》中，作者既分析了制度上造成资源过度利用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因，又指出“稀缺性”的变化也是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因。他观察到，在资源并不稀缺的情况下，即便产权模糊，也没有外部性问题，不会带来资源过度利用，但在人口众多、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就会造成严重的外部性，带来环境污染和破坏。

上述理论中最为宝贵之处在于，在制度不变的条件下，代表资源稀缺性程度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闪光点却被当时的理论界忽视了，或者说，在当时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氛围下（和中国当前的气氛很相似），这样的发现并不受欢迎。

除此之外，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人们开始将环境质量演变的原因追溯到经济增长上，那就是自由贸易。因为按照之前的理论假说，自由贸易的结果往往是环境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感兴趣，并着手进行论证和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研究中，有两个经济学家从中找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这两个经济学家分别是格罗斯曼和克鲁格，他们最初研究的其实就是自由贸易与环境污染跨国转移问题，尤其是对北美地区的两个典型国家美国和墨西哥进行研究。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反而觉得，如果自由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转移有影响，那么环境污染的发生是否还和自由贸易背后的经济增长有关呢？也就是说，并不是自由贸易决定了污染的转移，而是经济增长、收入水平等因素左右着污染的转移和排放。由此，他们将研究转向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变化关系的研究，基于各国数据，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以人均收入为指标），在初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会逐渐增加，环境质量出现恶化，而过了一定阶段后，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在经济增长水平越过了某个发展阶段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便会到达顶峰，并随后出现下降。上述关系用图形表现出来，便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为什么这条曲线不用两位经济学家本人的名字来命名呢？这是因为这条曲线的形状与1960年代另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现的有关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的曲线一模一样，因此就沿用了库兹涅茨的名字，而不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但在前面增加了“环境”二字。(www.xing528.com)

有了这项研究，实际上意味着，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开始出现转折，由之前从制度上寻找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加以解决，逐步过渡到从经济增长上找原因并加以解决。根据随后的研究，经济增长之所以会造成环境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绝对稀缺，根据“稀缺租”的理论，人们一般都是先开发禀赋条件较好的资源或环境（如良田），后开发那些禀赋条件不好的资源或环境（如薄田），这样一来，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总体规模扩大后必然会使得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边际性资源被引入经济体系，也就是逐步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环境退化和质量下滑。

第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于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必然要引入大量的重化工产业，这些产业有着污染密集的特性，即在经济增长的某个阶段，整个经济体量会显得很“笨重”，结构不够合理。这个问题使得现代经济增长对环境有了双重损害。除了规模之外，还有一些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如染料产业。在《汤姆斯河》这本反思工业污染的著作中，就介绍了化工产业所排放的污染对于河流以及居民健康的严重危害。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贸易的自由化也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给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威胁。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便没有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污染产业，客观上也要为发达国家生产初级产品，这些初级产品往往都是资源或者环境污染密集型的，其环境显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既然从经济增长上找到了环境问题的原因，那就必然可以从中发现解决途径，这也正是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可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原因所在。

第一，从绝对的规模增长向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转变。如果说，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和环境的利用规模是在绝对地扩大，从而变得稀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产出规模的扩大中找到减少资源和环境投入的可能呢？这也就是实现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意味着经济产出的规模扩大1倍，投入可能仅仅扩大0.5倍甚至更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可以在扩大规模、增长经济的同时，并不增加对于资源环境的负担，其核心是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力。

第二，从技术进步中寻找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因素。有关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研究，很多成果都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而同时，技术进步本身也受到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作用，但早期并没有将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的治理直接关联起来。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呢？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中发现，恰恰是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与技术进步过程相互是有内生性的，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惠及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不仅降低利用水平，而且还对其末端排放的治理有帮助，这样一来，有技术进步和没技术进步两种情景下的环境质量就有很大区别了。

第三，从偏重于工业制造业的经济结构向偏重于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如前所述，既然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来源，那么如果减少这部分生产呢？当然，一国并无法天然地或者强制性地突然改变其经济／产业结构，这种变化也只能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因为在经济增长初期，重化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后期，服务业等产业的贡献变得更大（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此时，随着结构的改变，污染自然会下降，环境质量好转。

第四，从对物质消费的偏好转向对环境消费的偏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便开始更多地追求健康、舒适、景观等与生态环境有关系的生活品质，自然也就更加愿意为获得这些生活品质而提高其支付意愿，这也就是为何大量有关研究的结果都显示出居民支付构成中包含越来越多生态型支出的原因所在。

归纳一下，上述四方面的原因分别可以用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加以概括，而这些效应无一不与经济增长的较高阶段有关。基本上，这四方面也正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有价值的理论发现。

根据上述的理论变迁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或许对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有所帮助，也可以真正地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起来。

首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并非是在环境问题爆发的初期提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前所述，即便在初期提出来了，也不会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社会经济需要发展，这是大前提，所以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单单重视了制度因素，这与当前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换一种理解的方式，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制度因素的确应该先于经济因素（稀缺性因素），如果没有制度变迁做铺垫，西方国家的环境也并未见得就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得到解决。这既是理论上的逻辑，同时也是环境保护实践上的逻辑。在特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上，我们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来保护环境。

其次，在真正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是否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经济解决的层面，这也是当下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西方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进程来看，即便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也并没有迅速进入经济解决的阶段，其原因在于，经济解决能否成功取决于规模、技术、结构和支出等要件，我们在完善了环境保护制度之后，这些要件就都能水到渠成了吗？未必。因为在很大概率上，制度完善和经济转型的进程并无法绝对统一，有个时滞，甚或是很长的时滞，因此要让环境保护的重点从制度解决转向经济解决，关键取决于条件是否成熟，而不是制度因素本身。

最后，如果我们仅仅将环境保护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和经济两个层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相互吻合，但事实上，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制度和经济背后的制度，通俗地讲，就是市场。要知道，上述产权和外部性内部化等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克服市场的不完备，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安排是与那个初始状态下的标准市场相契合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本土市场并不是西方国家初始状态下的标准市场，那么后续所有用来解决环境问题并照搬西方经济的制度安排便无法用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市场失灵。同样道理，经济因素改变的基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初始标准市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将本土的市场调校到那个标准的市场状态，那么无论是制度因素改变，还是经济因素改变，都无法真正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这恰恰也是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